作家阿來是全國人大代表，他曾經表示自己要持續關注生態環境問題，希望人們保留對自然的敬畏之心。他的文學創作，就體現出一種生態情懷。

　　阿來生長于四川省阿壩州馬爾康市，他對生長之地生態的觀察，超越了地域文學或民族文學主題的局限，考量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下人與自然、人與土地的關聯。在此基礎上，阿來考辨民族文化在現代語境中困頓的原因，開掘其內蘊的生態理念，在人文之外呈現了具有啟示價值的生態思考。

　　“讓巖石告訴我們”

　　在散文《以一本詩作旅行指南》中，阿來寫到，海所代表的自然，體現著永恒。人類的生命本身，以及人類的很多創造，都不能永恒。從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看，大自然是生存的依托也是要改造的對象，只有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人們的生活才能得到更好的提升。這種理念是人類倫理道德至上的體現。阿來并不這樣認為。當我們凝視大地，將自身作為眾多生物之一種時，又會有不同的發現。海里的魚、空中的鳥、陸地上的爬蟲，它們在地球上出現的時間都早于人類，也是世界的構成，也應有生存空間。較之于地球的演化，人類的存在在時間上可以忽略不計，與其他生物一樣，只是地球上倉促出現的“寄生者”。

　　在自然界的殘酷法則面前，無論是洪災、地震、龍卷風，甚或是寒潮、熱浪，人們能改造逆轉它們的能力很有限。大自然是慷慨的，提供給人類一切生存所需，如阿來喜歡的智利詩人聶魯達所說：“我喝的酒不是酒，而是土地，/隱藏的土地，我嘴巴的土地，/披著露珠的農業的土地，/輝煌的菜蔬的疾風，/谷物的世系，黃金的寶庫。”長期以來，土地被認為是人類的財富，人類和土地的關系也被界定為經濟占有關系，這顯然忽略了土地上的其他生存物。美國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提出，生命倫理不應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追求，而是人類與動物、植物、土壤互為依存的合作狀態。有了這種“合作”意識，有助于減少自然災害降臨時我們對大自然的苛責與怪罪。實際上，在自然災害面前，人類沒有多少資格指責與不滿，因為我們一直在索取，很少回饋，災難出現時更應自警與自省。阿來對于自然災害的認知也是這個意義上的。

　　阿來筆下的山川草木有生命，是人類生活的投影或映射。談到嘉木莫爾多山，阿來寫道：“山神都是戰神，人們祈愿或崇奉山神，在部落戰爭頻仍的年代里，都希望著從山神那里，獲得超人的戰斗能力。”阿來寫山神強調的是力量和智慧。阿來說，當人類考察自己的生命歷史時，發現根本無法將其與地球的歷史剝離開來。藏族民眾的生態意識來自歷史長河中人類開墾荒地、發展自身的民族記憶。在與其他物類的相處中，求生的艱難使人們意識到萬物可畏，人需要依靠眾多的“無情”與“有情”才能活下去，這是樸素和諧生態觀的體現。阿來在《科幻世界》雜志工作過一段時間，這個經歷增強了他創作的科學意識。

　　散文集《讓巖石告訴我們》中，阿來通過巖石辨析隱生元和顯生元時期地球生物演化的遺留證據，認為化石佐證了科學家生命來源于水的構想，在小小的石塊中可以發現生命進化的譜系和過程。如果說阿來小說創作中山川草木的靈性蘊含著質樸的生態意識，科幻作品的寫作則讓阿來直接從科學的視角思考人類在世界上的生存和處境。

　　“大地是世界上最穩固的東西”

　　阿來曾經看到白樺林的消失，失去庇護的山體正以自己的方式回饋人類的過度攫取，樹林中的動物不見了，花草也不見了，泥石流卻出現了。阿來的創作中，山川、河流皆有自我靈性，正在將人類加之于自身的殘暴反饋給人類。“我”乘坐汽車沿大渡河而上，“費去兩天車程，也還走不出滿眼的荒涼”。“森林已經消失，頑強生長的青草已然沒有扎根的地方”。于是，當山風和暴雨襲來之時，大地也無法守住泥土，造成災害，“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大地是世界上最穩固的東西”。阿來長篇小說《塵埃落定》中的智力障礙者具有超出普通人的感悟力和認知力。當人們被欲望左右和吞噬時，他卻能理性地審視周圍，一次次地擺脫災難走出危機。人類的活動亦是如此，無法逃脫自然規律的束縛與懲罰，只有在尊重大地的前提下才可能獲得更好的發展空間。

　　阿來生病住院時，疾病與治療讓他從細微處審視人與環境的關系，注目身邊的一草一木，這就有了散文集《成都物候記》。“有一天，我突然覺悟，覺得自己觀察與記錄的對象不應該只是人，還應該有人的環境——不只是人與人互為環境，還有動物們植物們構成的那個自然環境，它們也與人互為環境。”從生態倫理的角度看，人類只是地球生態的一個構成要素，但往往不自覺地以自我為中心，而且形成了眾多的人類中心主義理論學說。

　　阿來有次去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交流，發現樹上的蘋果被風搖落，在草叢中慢慢腐爛，很不理解地詢問怎么沒人采收。得到的答案是“那小鳥們吃什么”。從人類倫理的角度看，植物理所當然是我們的吃食，至于鳥獸蟲魚也應是人類的食物，怎么可以與人類爭蘋果呢？在生態倫理的考辨下，本來許多習以為常的理念未必能經得起推敲。從小到大，我們一直被告知人類創造了工具，馴化了動物，改變植物適合自身的需要，是世界的主人，可會不會是植物用果實誘惑人類，進而發展出農業文明呢？簡單的主動與被動關系互換隱藏著不同的價值理念，等于宣示人類并不是世界的主宰，而是像其他生物一樣，都是這個世界的創造物。阿來作出此論并非偶然，因為植物與人相互成就、和諧共融本就是他的信念。

　　《丁香》中，阿來談及成都，認為與一代代人相伴，比人生存更為長久的是植物，是樹：“對成都來說，就是那些在這個城市出現時就有了的樹：芙蓉、柳、海棠、梅、槐……這個城市出現的時候，它們就在這座城市里，與曾經的皇城，曾經的勾欄瓦舍，曾經的草屋竹籬一起，構成了這個城市的基本風貌，或被寫進詩文而賦予意義，或者院中，或者某一街口，一株老樹給幾代人共同的蔭庇與深長而具體的記憶。”

　　“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種語言”

　　“青鳥不傳云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這些長久傳誦的詩句寫的是人的情感，又何嘗不是寫那些與我們共生的動物植物呢？從個體情感產生的角度看，很難有孤立的愛恨情愁，它往往與我們生活的環境密切相關。曾經的過往隨時光流逝進歲月深處，同為“天造物”的那些生物也一同走入人們的記憶，已很難分清是人類賦予了花草情感還是那些“天造物”用自己的方式喚醒了人類的情感。“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女貞葉落盡，當秋必主淋”（《成都物候記》）。將道德與植物建立聯系可能也是情感的一種含蓄表達，更可能是植物的品性讓人類產生了共鳴。云卷云舒，花開花落，同為天造之物，我們都是這世界的過客，在惜取眼前人的同時更要守護與我們相生相伴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

　　“人類操著不同的語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種語言。”正如阿來在《大地的語言》中所講，人類的語言會有隔膜，而大地的語言只要愿意傾聽，都能懂得，但無論是作家還是普通人，更多注目的是人類的語言，是人與人之間的倫常關系，卻很少關注到人與土地、人與動植物的關聯。阿來較早注意到生態變化和環境惡化對人類生活和精神的影響，在探析道德、歷史、倫理等主題時，能夠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注意到人與大地上眾生的關系，在創作中到達了生態倫理的探索層面，這在當代文學中是較為少見的。阿來說：“這些年，我比以往更多地回到那片曠遠的群山與草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生態的好轉。”繁華落盡見真淳。能夠吸引人的往往不是領異標新，而是尋常。山野重新披上綠裝，煥發生機，不同生物能夠在其間共存，是大地的美好，也是人類的美好。他說：“必須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現象，必須把眼光投向于人對自身情感與靈魂的自省。”是的，我們需要注目生命和靈魂的創作，因為它是一種高尚。（作者：王瑜，系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廣西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桂學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