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一：我國已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產業化之路仍很長

　　現代人的生活越來越離不開“數字”，像網紅帶貨、云上旅游、線上買菜，已成為老百姓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模式正在改變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大家把這樣的時代稱為數字經濟時代。

　　數字經濟是人類生產函數的一場范式變革，是經濟運行模式的一次形態重構。如何定義一個經濟體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從學理邏輯看，就是形成了以數字產業化為動力主體、以產業數字化為融合實體的經濟體系。從經濟指標看，就是看數字是否成為創造經濟增加值的核心生產要素。浙江省2019年數字經濟總量占GDP的比重超過42%，全國也超過34%的水平，可以說開始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也表明我國發展數字經濟的條件基本成熟。

　　但是，我國數字經濟的短板也是明顯的。目前主要是解決產業數字化問題，通過數字給產業解決渠道、融資、信息傳遞等問題。當前，數據分析技術、數字科技創新、工業互聯網、AI促進制造業創新等方面才起步，數字本身能夠創造的價值還沒有足夠顯現出來。原因是底層基礎設施系統還沒有解決好，比如，支撐數據交互、數據管理、數據治理等的基礎平臺做得不夠，再比如，以5G為代表的基礎設施體系才剛起步，數字治理體系尚不健全，數字創新的知識產權保護仍處于探索初期。

　　認識二：數字經濟創造了新就業，未來還要解決就業結構問題

　　這次疫情催生了AI訓練師、AI陪聊師等新職業，加速了云辦公、云教育等新業態的成長，創造出新崗位。正是這些新崗位和新業態的發展，能夠讓幾億人在疫情期間隔離在家，解決好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且沒有出現重大社會問題。這充分體現了數字經濟的強大魅力，這在人類發展史上都是奇跡。這次疫情讓數字產業抓住了機遇，實現轉危為機，實現拐點突破。特別是我國的數字產業利用這次契機，改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傳統生產、消費習慣，經過3個多月的適應，已經在虛擬生產和生活方式上形成新的軌跡，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數字經濟會更加強大。

　　但是，新崗位和新業態主體上仍屬于人和組織的生活空間和生存空間遷移，從物理世界遷移到虛擬世界。這里雖有就業增量，但更多的是存量的流動。要解決好當前面臨的就業壓力，關鍵是通過數字經濟發展讓智能制造業、數字服務業的發展空間得到充分釋放，實現產業在空間上的重新布局，從根本上解決就業結構問題。比如，讓大學生去三四線城市、去農村城鎮，與一二線城市享受同等的社會服務，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有機會利用數據、物聯網、互聯網，平等利用各類生產要素，實現就業帶動創業。

　　認識三：數字經濟拉動部分消費需求，未來還應促進消費升級

　　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在我國具有特殊意義。作為外向依賴度很高的國家，要走出外向依賴，需要激活內需，而14億人口又是世界上依靠消費需求拉動經濟發展的最好市場。因此，數字經濟是推進消費方式、刺激消費需求的良好方式和手段。

　　目前數字經濟的主要貢獻點就在消費業。數字技術的發展，讓人們的消費方式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拉動了虛擬市場的消費，激發了網上市場的需求。但必須明確的是，線上需求與線下需求之間不是全部的互補關系，還有替代關系，大部分需求是從線下轉移到了線上而已，我們要認清楚哪些需求是增量，哪些是存量的流動。

　　我最關心的是對消費結構升級的影響。數字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大家自問一下：因為數字經濟發展，我們的消費品質需求是否提高了？不見得。比如，相當一段時間內，電子商務的發展讓假冒偽劣商品得以混雜其中，讓市場陷入完全價格競爭的格局，網紅經濟又刺激了非理性消費的產生。這種情況下，數字技術發展并未促進消費升級，反而影響了消費升級的步伐。

　　那么，什么時候數字經濟能夠真正促進消費升級呢？那就要看數字技術能否為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賦能。概括地說，目前數字經濟的貢獻還是以消費和渠道賦能為主，如果能夠為供給側提供強大賦能，推動全新的生產方式變革，數字經濟在制造業的貢獻潛力才能真正激發出來。

　　認識四：數字經濟需要大量專業人才，高校培養要尊重需求

　　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培育數字經濟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意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是我國在生產要素市場制度改革的一座里程碑。很多人寄希望于數字要素市場能創造巨大的人才需求市場。

　　要理性地從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角度看人才缺口。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我國的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發軔是市場驅動的結果，不是政府行政指令的結果。當前全國各類高校都在培養數字人才，但需要注意的是，高校人才培養要尊重企業長遠發展的需求。

　　首先，不能忽視制造業人才培養。數字經濟發展離不開制造業，制造業仍是根基。數字經濟若離開制造業、農業與服務業而發展，其本身的發展空間是有限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下最緊迫的還是發展制造業。政府部門要尊重產業規律與經濟增長規律，不能一刀切。

　　（作者系浙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