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經濟復蘇，很可能將是一個緩慢而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同時也會伴隨一些重要的結構性改變。

　　相比之下，17年前的“非典”是一場區域性的疫情，新冠肺炎則是一場全球性的危機。雖然現在中國基本上已經控制住了新冠病毒的傳播，但第二波反彈的風險仍然存在，國外一些國家疫情還相當嚴峻。這意味著，一方面，世界經濟回歸正常秩序的時間表將由疫情控制最不成功的國家而不是最成功的國家決定，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復蘇目前仍看不到明確的跡象。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復蘇也很難重演“非典”過后那樣的“V字型”快速反彈，至少由于全球需求市場疲軟造成的訂單被取消使得出口很難成為拉動經濟走出低谷的主要力量。

　　疫情暴發以來，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大體可以分為抗疫、紓困與重建三大類。目前政策重點已經開始轉向支持重建的經濟刺激措施，包括利用專項國債的手段增加技術導向的“新基建”投資和大城市都市圈建設。盡管如此，目前普遍的預期是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也會相對溫和，不會再像12年前那樣依靠“四萬億”刺激政策強勢地將中國經濟推出全球金融危機的泥潭。

　　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未來一段時間能支撐經濟復蘇的最可能是消費而不是投資或出口，但消費拉動作用的釋放也會是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太可能出現爆發式增長。

　　今年2-3月，消費下降的幅度超過了收入下降的幅度，雖然主要是受抗疫封閉措施影響，但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巨大的不確定性令老百姓的消費開支變得更加保守。從這個角度看，短期內出現一些補償性消費反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事實上，最近幾周在一些大城市確實看到了住宅、汽車和高檔消費品需求的高速增長。但短期內消費品市場也可能出現分化，因為一大批低收入家庭在疫情期間收入大幅減少，如果沒有很好的社會保障兜底，生活會比較困難，這個群體的消費會進一步萎縮。

　　從中長期看，中國的消費品市場不僅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甚至可能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亮點。過去40年，中國曾經創造了兩個世界級的經濟故事，第一個在全球勞動密集型制造品市場，第二個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而第三個故事很可能就是中國的消費品市場。2019年中國的零售總額已經超過了美國，未來雖然不排除經濟增長的速度會進一步放緩，但消費占國民收入的比例會進一步提高，中國消費品市場的增長仍然有可能領先全球。

　　在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結構性變化中，另一個新亮點可能是數字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期間，數字經濟發揮了重要的“宏觀經濟穩定器”作用。比如在春節后那幾周期間，線下餐館收入減少75%，一些企業積極開拓線上業務，彌補線下業務收入的損失。線下的影院、酒店、游樂場業務慘不忍睹，但線上的影視、教學、會議等活動異常火爆。幾家互聯網銀行因其“無接觸貸款”更是優勢凸顯，對線下個體經營戶業務的分析表明，凡是“無接觸貸款”比較發達的地區，個體經營戶受疫情沖擊的程度也比較輕。可以預期的是，新冠肺炎疫情過去之后，數字經濟發展將迎來新的高峰期，而“新基建”也將助推這個領域的快速發展。

　　這場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也可能給全球經濟環境帶來一些結構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很有可能會進一步提升經濟復蘇軌跡的不確定性。

　　一是，在一些國家，疫情沖擊加劇本已存在的對全球化的懷疑。雖然全球化進程不太可能發生根本性的逆轉，但不能排除部分國家會在貿易與投資領域進一步采取保護主義的政策。過去40年，出口與外國直接投資是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但這個格局可能很難持續，即便不考慮其他國家政策的轉向，中國自己已經從幾十年前的小國經濟變成今天的大國經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便宜”。實際上，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正越來越轉向由國內需求推動。疫情之后，這個過程會進一步加速。

　　二是為應對疫情沖擊，各國央行與政府采取“不惜一切代價”的政策，以求穩住經濟與社會。應該說，他們這樣做也無可非議，畢竟特殊危機需特殊應對。但問題是，貨幣政策寬松極大增加了全球性的流動性供應，而財政政策寬松則極大地提升了公共負債率，這些寬松政策往往是“進入易、退出難”。這樣，寬松的流動性條件和高杠桿率很可能會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的常態，這會對中國經濟與金融造成巨大的影響，比如約束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加劇跨境資本流動和促成資產泡沫以及新的結構失衡。

　　面對這樣的外部經濟環境，中國需未雨綢繆，提前做好制度性安排，應對可能到來的沖擊。比如改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收入分配來支持持續性的消費需求增長;提高匯率政策的靈活性、對跨境資本流動采取宏觀審慎政策，減緩短期資本大進大出及其影響，保持金融體系穩定性。(作者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