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悟森（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副研究員）

　　作家自身的形象化和藝術化，是中國文學的特質之一。換言之，作家既是文學創作的主體，也是文學畫廊中的藝術形象，如屈原、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和蘇軾等，其形象各具風采。陶淵明的形象生成于其詩文作品和早期史傳，后者的典型代表就是“一史二書”（《南史》《宋書》《晉書》）之《隱逸傳》。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陶淵明已經不復可尋，但是他的形象卻在陶詩文本構成的“自傳”和史傳文本構成的“他傳”中獲得了永恒。對陶淵明形象的分析離不開詩史比較，其形象的生成、衍變則應歸功于陶詩史傳的互補與互動。陶詩和史傳是后世建構、想象陶淵明的重要依據。由于史傳的敘述與陶詩有諸多呼應，故而讓人誤以為二者塑造的陶淵明具有相似性。史由于講求文直事核往往給人征實之感，詩因為多用文學手法常常有虛構之嫌，但實際上，史傳作者會根據寫作動機有意剪裁和加工傳主形象，而詩歌作為抒情言志的載體反倒更能接近詩人的真實形象。陶詩中的詩人形象鮮活生動、豐富多維，與被史傳規范的相對單一的隱士形象有著較大差別，二者對陶淵明的表現在心靈的廣度、思想的深度、倫理的厚度以及人格的高度等方面均有明顯的不同。

　　對于心靈情感的表現，陶詩側重個體獨特性，史傳強調群體共通性。陶詩通過適性的自然世界、簡素的歷史世界、溫厚的倫理世界和自由的理想世界的書寫，營構了一個層次豐富又特征鮮明的藝術大觀園，借以對抗世俗世界的喧囂與紛擾，也由此體現出詩人心靈的廣闊與豐盈。史傳對此諸多方面雖略有涉筆，但表現的維度卻由個性向共性逐漸傾斜。例如對自然世界的描寫，陶詩多是“藹藹堂前林”（《和郭主簿》其一）與“平疇交遠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的畫面，借以展現平和適性的心靈圖景；而史傳則著意渲染“松山桂渚”與“碧澗清潭”（《宋書·隱逸傳》）的環境，借以襯托隱士群體偏介獨往的高潔志趣。又如對歷史世界的把握，陶詩在紛繁歷史中串聯起黔婁、荊軻、魯二儒、漢二疏等遺烈古賢的簡明線索，為自己塑造砥礪德行的榜樣，這些榜樣身份各殊，道德昭示的維面多種多樣；而史傳則通過對許由、巢父到宗炳、馬樞這一隱逸傳統的縱向梳理，通過儒林、文學、良吏、隱逸等社會群體的橫向區分，在固有的時空網格中定位了陶淵明“隱士”的身份屬性，從而弱化了詩人可能具備的其他道德向度。再如對倫理世界的反映，陶淵明通過行役、悲悼、贈答諸作還原了與親友相處的溫馨點滴，從而建構了一個包含家庭、社會和政治的多重倫理世界，并由此折射出溫厚善良的心靈空間；而史傳所述如檀道濟、王弘等人與淵明皆為泛泛之交，由此反襯出淵明息交絕游的隱者氣質，并因淡漠的交際情境的描寫，削弱了其溫柔敦厚的儒家情懷。最后是對理想世界的表達，陶淵明詩文通過“東方之士”和“五柳先生”表達了安貧樂道的人格理想，通過“桃花源”表達了自由平等的社會理想；而史傳則著力將陶淵明熔鑄成不慕榮利的賢隱典范，期待發揮“激貪厲俗”（《宋書·隱逸傳》）的社會影響。

　　對于思想深度的表現，陶詩經驗與哲理兼融，史傳則是現象與目的并重。從陶詩可見，無論農耕還是飲酒，讀書或是彈琴，淵明都能從中汲取通達的人生智慧，例如：在飲酒中獲得“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飲酒》其十四）的齊物體驗，在讀書中了悟“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詠二疏》）的歷史規律等。又如“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贈羊長史》）、“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飲酒》其十一）、“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戊申歲六月中遇火》）等達道之言，則是詩人在總結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貧富、生死、形神等人生命題的哲學思考。而史傳敘寫的陶淵明的行為則帶有明顯的功能性意圖，例如，農耕在敘述中只是為了獲取生活物資，讀書也意在表現其廢寢忘食、不求甚解的狀態和習慣；無弦琴逸事是為了表現陶淵明不解音律的灑脫氣質；至于飲酒，更是一味鋪陳有酒輒設、醉后融然的外在言行，忽視了其寄酒為跡的心理狀態，以致給人留下嗜酒如命的印象，如王維感慨“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偶然作》其四），李白也認為“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戲贈鄭溧陽》）等。就連具有復雜誘因的歸隱行為，史傳的解釋也只是不為五斗米折腰，用順性任真的單一解釋消解了陶淵明以史鑒今、以物觀我的思想深度。

　　對于倫理厚度的表現，陶詩完整而飽滿，史傳則顯得扁平單薄。陶詩通過溫情脈脈的家庭倫理、溫柔敦厚的社會倫理、溫良忠直的政治倫理建構了一個溫厚豐滿的倫理世界：行役途中“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其一）的期待，閑居歲月“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和郭主簿》其一）的欣喜，從弟早逝后“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悲從弟仲德》）的哀悼，時代洪流中“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雜詩》其四）的夢想，共同昭示著詩人孝悌慈愛的親情向度；“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移居》其二）的歡言得憩，“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其一）的志趣相投，則彰顯著詩人熱誠真摯的友情向度；以“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贈羊長史》）等語委婉勸諫周續之、羊長史等人遠離劉裕、隱居避害，則是正直忠厚的社會倫理和政治倫理的雙重反映。而倫理維度在史傳中表現得并不充分。例如交友，史傳的敘述多局限于泛泛之交，即便是好友顏延之，敘述重點也并非情款光景，而是二萬錢悉送酒家的韻事；至于家庭倫理和政治倫理，《宋書》和《南史》的反映也比較有限，如通過《與子儼等疏》《命子》等文的征引約略反映淵明的親子之情，通過“書甲子”的敘述回應陶公不事二朝的政治態度，而這些材料在《晉書》中甚至消失了蹤影。可見史傳作者對陶淵明的聚焦，出塵之志多于人間之情，故其筆下的形象也就淡化了溫柔敦厚的儒家色彩。

　　對于人格高度的表現，史傳集中而清晰，陶詩則顯得間接分散。詩歌的本質是言志緣情，故其對整體人格的反映并不直截了當，而是需要借助各種文學手段才能達成。陶詩表現的詩人品格雖然面面俱到、豐富立體，但它們散布于婉辭隱語之間，隱藏在托物言志、借古抒懷、藝術虛構等文學手法背后，湮沒在鳶飛魚躍的審美鏡象和喜怒哀樂的情感細流之中，需要讀者用心尋繹、細心捕捉。相較而言，史傳文體則具有夾敘夾議的天然優勢。“一史二書”就是有意通過直接明了的三層評述，集中而清晰地表現了陶淵明的人格高度。首先，在陶淵明的傳文中，通過“少有高趣”（《宋書·隱逸傳》）、“真率如此”（《宋書·隱逸傳》）、“穎脫不羈、任真自得”（《晉書·隱逸傳》）等評語直接定位陶公的人格類型；其次，在《隱逸傳》的序文中，通過將陶淵明歸入“賢隱”之列、目為隱士之首，肯定他在隱士群體中的典型地位，又通過對隱士群體“仕不求聞，退不譏俗”（《南史·隱逸傳》）等美德的發掘，肯定陶淵明的人格高度；最后，將陶淵明置于《隱逸傳》而非《文學傳》，也說明史傳作者對陶淵明精神人格的推崇。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2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