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報記者 劉軍 報道】從《靜靜的嘛呢石》到《氣球》，作為電影導演的萬瑪才旦，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用鏡頭記錄下藏族人的日常生活。而在導演的身份之外，他還是一位作家，《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氣球》等電影均改編自他的同名小說。近日，萬瑪才旦的最新短篇小說集《故事只講了一半》出版，他在新浪微博、喜馬拉雅等多個平臺以直播連麥的形式，分享了穿梭在文學和電影兩個平行世界的心路歷程。

　　拍電影的小說家

　　萬瑪才旦1969年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中專畢業后成為小學教師。他白天上課，晚上沉浸在書的世界，并且開始嘗試寫小說。幾年后，他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學藏語言文學系，把自己以前寫的小說拿給老師看，老師鼓勵他給雜志社投稿，沒想到一投即中，很快被刊登。

　　談及小說創作，萬瑪才旦坦言自己是靈感型作家，“靈感來了馬上寫，通常一兩個晚上就能寫完”。他用一個個充滿魔幻色彩的人物，構筑起自己的“藏地密碼”：有站著瞌睡的少女，有看見死亡顏色的年輕人，有去世之后仍在雕刻嘛呢石的刻石老人，還有被一卷黃綾經書誘惑終生卻始終沒能翻開一頁的“轉世活佛”……

　　上世紀八十年代，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在中國掀起巨浪，莫言、馬原等作家相繼受馬爾克斯啟發找到了自己的敘事語言。而萬瑪才旦似乎天然就有“魔幻”基因，他從小聽爺爺講故事，那些荒誕而又神秘的民間傳說，成了最早的文學啟蒙。“轉世輪回”更是就發生在身邊——他本人就被認為是爺爺、舅舅的轉世。在藏地，日常即魔幻，別人覺得神乎其神、不可思議的事情，在他看來恰恰是藏族人的真實生活。

　　大學畢業后，萬瑪才旦成了一名公務員。除了寫小說，他心里還升騰起一股拍電影的沖動。在青海找不到那么多電影可看，他就托朋友買電影原聲錄音磁帶，先后聽完了《簡愛》《傲慢與偏見》等經典電影。這種“曲線救國”的方式意外讓他對電影中聲音的運用有了獨特的理解。

　　2002年，萬瑪才旦獲得一家基金會資助，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學電影。2004年畢業后，他回到藏地拍攝自己的第一部長片《靜靜的嘛呢石》。該片是中國百年影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導演執導、拍攝藏地的純藏語電影。

　　萬瑪才旦啟用了一批藏族的非職業演員，僧人的扮演者是僧人，小活佛的扮演者也是小活佛。在這部影片中，小喇嘛為電視劇《西游記》癡迷，電視機、VCD、摩托車、迪斯科這些現代文明的產物滲透在西藏人民的日常角落。

　　萬瑪才旦沒有用激烈、夸張的手段展現兩種文明的對撞，而是用一種溫和的態度看待兩種文化的對話——《西游記》中的藏語；VCD中的傳統藏戲《智美更登》；小喇嘛到錄像廳看香港槍戰片，當屏幕上出現吻戲時憤而退場并要求退票……

　　《靜靜的嘛呢石》在2005年的中國電影金雞獎上斬獲“最佳導演處女作”獎，隨后在海內外多個電影節上獲獎。萬瑪才旦終于叩開了電影之門。

　　“老狗”與“氣球”：當藏地傳統遭遇現代化沖擊

　　拍完《靜靜的嘛呢石》之后，萬瑪才旦又拍攝了藏戲題材電影《尋找智美更登》和反映現代化沖擊下普通西藏人民生存境況的《老狗》，這三部電影被稱為他的“藏地三部曲”。

　　上世紀90年代，內地興起“藏獒熱”，藏獒一度被視為財富象征。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藏族人始終把狗視為家庭成員。當偷狗越來越常見，面對內地人開出的高價，藏族人是否會“出賣”伴隨自己多年的伙伴？相比《靜靜的嘛呢石》的溫情，萬瑪才旦用一根繩子暗示了老藏獒的結局，悲愴中透著殘酷。

　　拍完“藏地三部曲”，萬瑪才旦的電影創作日趨成熟。兩部改編自小說的作品《撞死了一只羊》和《氣球》為他帶來兩次威尼斯電影節提名。

　　《氣球》的靈感來自于萬瑪才旦多年前在北京中關村街頭看到空中飄過一只紅氣球，他被這個意向打動，開始“倒退著建構故事”，創作了小說《氣球》。電影里，氣球變成了白色的避孕套。女主人公卓嘎已經生了三個孩子，她向鎮上的女醫生要來了避孕套，卻被兩個不明所以的兒子當成氣球吹著玩，結果意外懷孕。丈夫達杰的老父親去世后，上師預言，老人的靈魂將會轉世回到這個家庭。家人都虔誠地認定卓嘎肚子里的孩子是達杰父親轉世，不希望卓嘎引產。一面是經濟壓力和違反生育政策的風險，一面是家人的宗教信仰，卓嘎何去何從？萬瑪才旦選擇了開放式結尾，“故事只講一半”，讓觀眾自己去咂摸余味。

　　穿行在文學與電影之間 以自己的方式講述故鄉

　　家鄉所經歷的變遷，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交織與隔閡，是萬瑪才旦多部作品的關注點。但在最新出版的小說集《故事只講了一半》中，這個顯性話題逐漸隱入幕后，萬瑪才旦把更多的筆觸對準了藏地民間故事以及復仇、愛情、親情這些文學母題上。

　　新書中有一篇名為《水果硬糖》的作品，講述了一位藏族母親因丈夫早逝，想留個兒子在身邊，沒想到大兒子是讀書的天才，小兒子被指認為活佛轉世，“留還是不留”成為困擾她的問題。文章結尾，身患絕癥、來日無多的母親買來一包水果硬糖讓孩子們品嘗，“一開始嘗到的是一種淡淡的酸酸苦苦的味道，慢慢地就變成了一種淡淡的甜甜的味道了”。據悉，這部小說已立項籌拍。

　　穿行在文學和電影兩個平行世界，萬瑪才旦認為自己收獲良多。寫小說練就的語言功夫，讓他的電影對白非常凝練；而拍電影則幫他打開眼界，接受全世界最新鮮、最前沿的信息，對小說寫作很有好處。

　　萬瑪才旦的小說語言簡潔質樸，用畫家陳丹青的話來說，是一種“本色的寫作”。他不會用大段的細節描寫人物外貌、事件場景，也從不寫生僻字眼，連形容詞也用得很克制，但是“故事的能量，尤其是想象力，生動活潑地被他有限的詞語建構起來”。他的小說篇幅都不長，結尾常常戛然而止，有讀者調侃“每次讀完都感覺還能再續上兩千字”，文學評論家則評價他的小說“故事只寫一半”，另一半留給了電影。

　　萬瑪才旦的電影追求的是一種質樸美學，鏡頭里的藏地被“祛魅”，它不再是美輪美奐的旅游勝地，也不是漢族人凈化心靈的精神圣地，而是承載著藏族人日常生活、喜怒哀樂的一方土地。“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講述故鄉的故事……一個更真實的被風刮過的故鄉。”萬瑪才旦寫在小說集《烏金的牙齒》扉頁上的這句話，既是他前半生的注腳，也是他為之繼續努力的目標。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