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華語音樂人洪瑞業：《勇氣》背后的金牌作詞人

　　【《中國新聞》報記者 程小路 報道】無印良品的《想見你》、梁靜茹的《勇氣》、徐若瑄的《愛笑的眼睛》……這些膾炙人口的華語金曲都出自馬來西亞知名作詞人洪瑞業之手。從家鄉玻璃市到吉隆坡，從臺北到深圳，從詩歌界到音樂圈，入行25年來，他從未停止創作，并一直在積極推動發掘更多新鮮創作人。近日，洪瑞業接受《中國新聞》報專訪，分享自己的創作秘訣：讓內心慢下來，保持對生活的“有感”。寫詩抑或寫詞，在他看來是殊途同歸，“我希望表現中文的美”。

　　從寫詩到寫詞 “表現中文的美”

　　“28歲詩轉詞，30歲開始發表，32歲寫《勇氣》，37歲寫《愛笑的眼睛》，42歲寫《你不知道的事》，入圍金馬金曲，47歲才拿到這一座最佳作詞人。”不久前，洪瑞業在微博上曬出自己2015年獲得馬來西亞娛協獎獎“最佳作詞獎”的照片。

　　若非“作曲也必須是馬來西亞人才能提名”這一限制，洪瑞業也許能更早將這座獎杯攬入懷中。2000年，他為無印良品寫的《話題》《想見你》以及為劉若英寫的《透明》在娛協獎斬獲四個獎項，同年8月發行的《勇氣》讓梁靜茹紅透華語歌壇。

　　“是梁靜茹給你的勇氣嗎”如今成了社交網絡的流行語，而給梁靜茹“勇氣”的，正是“金牌作詞人”洪瑞業。

　　洪瑞業出生在馬來西亞玻璃市，祖籍福建南安。中學時，他的散文和詩歌頻頻見諸報端。上世紀90年代初年進入沙登農業大學(現改名為博特拉大學)攻讀生物科技專業時，他已是驚艷馬華文壇的詩人。

　　馬來西亞知名文學評論家張光達曾為洪瑞業1991年出版的詩集寫序，張光達自己的詩歌評論集《風雨中的一支筆》也將洪瑞業列為19位有代表性的當代馬華詩人之一。

　　從詩歌界到音樂圈，文字天賦過人的洪瑞業事業過渡得很順暢。他說：“不管是現在寫詞，還是當初寫詩，我還是希望表現中文的美。”

　　“我們想寫，是因為‘有感’”

　　2000年，洪瑞業一度去臺北發展，但很快又回到大馬并創辦了“立刻音樂”，專注發掘詞曲創作人。2018年，中國內地的“立刻音樂”成立，初衷也是發掘新人，但方式有了變化：從前，公司為創作者選歌、制作小樣，遞送至大型唱片公司，讓新人作品被選中的幾率大增；現在，這種模式不再適用。

　　至于原因，洪瑞業坦言，“跟唱片公司一樣，現在詞曲經紀的角色也沒那么‘神’了。加上客戶方太多，預算跨度大，還有使用權甚至代理權買斷，詞曲經紀公司說服作者簽專屬合約的阻力很大”。此外，“作者之間的內卷，也導致他們沒有耐心”。

　　新的形勢下，他也打開了新局面。洪瑞業現在將公司名改為“勇氣可加”，“加”意味更多跨界合作。他在內地的業務更加多樣，“一是帶領三個梯次的制作團隊去接影視、產品廣告等制作專案，同時從唱作人角度去企劃專案，主動和音樂平臺合作；二是主持創作營，今年6月就有網易云音樂在寧波和分貝文娛在景德鎮陶溪川各一場；三是通過課程培訓更多好的詞人，讓更多有興趣寫詞的‘小白’加入”。

　　從2015年至2021年，由深圳市福田區政府支持的“金蝸牛填詞大賽”已連續舉辦七屆，洪瑞業是常駐評委。近日，網易云音樂主辦的第一屆全國大學生原創音樂大賽，他也是主要發起人及評委。近幾年，他和多個音樂平臺合作，持續發掘華語音樂創作者，用自己的資源為新人鋪路。

　　洪瑞業不吝分享技術上的經驗，而關于創作的原動力，他亦有很多肺腑之言。“創作初期，我們想寫，是因為我們‘有感’；后來(為歌手)量身定制，我們還是必須有感。有人說(寫詞)一要靠靈感，二要靠技巧。但我是不相信靈感的，要保持有感，要讓內心慢下來。如果你對生活理所當然了，那么不管你在哪種生活環境都會是一樣的結果。”

　　他時常提醒年輕創作者不要忘記寫歌的初心，“有次我輔導創作者時說了一句：要記得當初創作的快樂啊。對方突然稀里嘩啦哭了起來”。

　　【《中國新聞》對話洪瑞業】

　　互聯網讓音樂制作去中心化 但“精準推送”令選擇變窄

　　《中國新聞》報：從詩人到詞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洪瑞業：詩是完全獨立的，詩人寫完一首詩，這詩就是一個完整生命體了。詩可以寥寥幾個字，可以數十行；詩可以不押韻；詩沒有固定格式(我是指現代詩)。

　　但歌詞不是。詞和曲綁定，才算一首歌，這也說明了為什么在版權上，一首歌如果是100%，詞曲則各占50%。在這個認知上，詞不是獨立的，詞必須善用中文聲調，去貼旋律的高低起伏；詞需要借由旋律的鋪陳，在主歌、副歌還有過渡(pre -chorus或bridge)去說一個主題、一個故事，再透過歌聲去傳播。

　　在流行歌曲上，詞還要更直接地溝通，基本就在一首歌的長度里完成。這是很多詩人轉詞人要做的功課。

　　《中國新聞》報：近幾年，關于“華語流行音樂在走下坡路”的聲音不絕于耳。對于這種說法，您怎么看？

　　洪瑞業：聽音樂人朋友說過，在紐約有一兩萬個吉他樂手接錄音的活，但市場容量允許他們非常專注在自己擅長的曲風。換句話說，歌手或編曲人，可以精準找到合適的樂手。

　　所以，當華人流行音樂主導地區從港臺轉到內地時，我是滿懷期待的。比美國大幾倍的聽眾市場，即使不超越，也應該可以各種風格和音樂品種百花齊放，再小眾也有足夠的受眾群去支撐。但事實上，這期待落空了。超級計算機提供的即時數據，導致原本多元的選擇，被精準推送變得更窄了。但把現時的大環境定論為“流行音樂走下坡”，我沒有太贊同。準確來說，可能需要多幾次大洗牌，才能看到百花齊放。

　　《中國新聞》報：有人認為網絡讓創作門檻降低。您對此怎么看？

　　洪瑞業：從唱片公司嚴謹把關，到網絡平臺自由上架，我覺得應該不是門檻降低，而是去中心化，接近“零限制”。首當其沖的一定是品質。以往從詞曲作品嚴選到幕后各階段的專業搭配，現在突然都解除了，沒有師徒制、專業培訓、實戰積累，單純就是量的暴沖。

　　好處是我們本來認為這樣的“開放”有助于更多的大膽嘗試；壞處是陣痛期很長。畢竟審美沒有方程式，懂了就能解題。

　　《中國新聞》報：樂評人大V“耳帝”去年12月在微博上發布一份“100首華語最佳”榜單，您轉發這份榜單時說“自從不再有人把關作品發表，curating(策展)這任務越發重要”。以前“把關”的是唱片公司，現在話語權從大公司“下沉”到小工作室或創作者本人身上，這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洪瑞業：當作品池太海量，大數據又以分析播放行為和推送為主要目的，我們就需要音樂領域的專業人士去策展、推薦，給聽眾的耳朵來一場“導讀”。

　　“下沉”感覺是貶義，應該是“下放”吧。如果小工作室或音樂人自己不夠堅持，而科技人和資本家一味營銷大數據“算”出來的歌，大家就會往“同類型”產出，這就未必是好事。

　　既然是“創”作，就必須有在大環境“里”的邊緣，冒一點險，移動圓心——這句話原意是Herbie Hancock(注：美國知名爵士樂音樂家)說的，這里作借鑒。

　　《中國新聞》報：在內地擔任華語歌曲創作比賽評委這幾年，您認為歌詞創作在風格上有什么變化嗎？

　　洪瑞業：這跟做唱片有點類似，當你發掘一位唱作人，第一張專輯是從他歷年創作精挑細選出來的，你會聽到純粹的、感動的、充滿能量的內容；籌備第二張時，就只剩下他之前挑剩的，以及發片之后時間被壓縮的情況下創作的。兩個階段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樣的。

　　很多歌曲創作比賽也是如此。第一、二屆有一批作品和新詞人很優秀，之后比賽廣為人知了，參賽作品增加，但能收獲可雕琢的詞人“種子”反而減少了。前面得獎的作品會被參賽者分析，認為那就是評審口味，從而去迎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