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橫斷山區考察結束，老青藏們的眼光不約而同瞄向西北，尚未走過的喀喇昆侖—西昆侖地區，那片素有“亞洲脊柱”之稱的崇山峻嶺，近乎空白的未知地區仿佛在召喚，是最終的誘惑。

　　武素功聯絡鄭度、潘裕生、王富葆等多位青藏隊宿將，聯名致信鄧小平同志，極言喀喇昆侖—昆侖山考察之重要，而老隊員多已年屆五十，時不我待——總之我們一代人的愿望和使命，是不能讓這一地區繼續空白。

　　時值1985年初，改革開放進行時，計劃經濟正朝向市場經濟轉型，項目審批制度亦在變更當中。對于青藏科考而言，這意味著后續任務將無人“下達”，有可能中止；對于國內科研機構而言，也是一個轉折關頭。由于其時國力不強，科研經費受影響，隊伍難免擾動，出國留洋的，“下海”經商的，“教授賣燒餅”之類談資盛傳一時。當然不為所動者仍有人在，老青藏這一群就是，初心不改，志在山高水遠處，若依當時大背景觀之，此舉似乎有些不合時宜。

　　這封言辭懇切的信件，委托曾任中科院昆明植物所黨委書記蒲代英同志代轉。公事私辦卻是為何？就因這位老書記是小平同志夫人卓琳的姐姐。從這一反映渠道看來，書呆子氣十足的學者們為了事業，也學會了千方百計。

　　很快有了回應：特殊渠道批轉，正規程序運行，國家科委、計委、中科院參與審核立項報告，專家組予以評審，納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重大項目和中科院重點項目，順利通過！答辯時劉東生和陳述彭等有名望的科學家都在場，陳先生還笑指這一項目是“三五牌”——五十歲年紀，海拔五千米，為時五年。

　　50歲年紀是就本次考察的十幾位老青藏隊員平均年齡而言，不含新增年輕力量。按說這一年齡在科學界當屬年富力強，可是面對海拔5000米以上高度，算不上優勢。中科院綜考會再次組隊，隊長仍由孫鴻烈掛帥，副隊長鄭度、武素功、潘裕生。因孫先生已任中科院副院長，鄭度成為實際的前線總指揮，常務、第一副隊長。召集舊部和新人，專業側重于地質地理和生物學——農林牧水利等專業除外，要去的那地方既無森林，也鮮見農田牧場，那兒是亞洲的高寒干旱中心，寒旱極，幾乎連游牧人也不見的無人區。不過，被“排除”在外的農林牧水利等專業的老青藏們也沒閑著，不久后他們將重新集結，仍以青藏隊之名再赴西藏，為江河谷地農業開發繪制藍圖。

　　1987年盛夏7月，隊員們從天南地北趕來報到，相聚在昆侖山北麓的葉城。甘苦與共，親如兄弟，說好了不分手，共同面向青藏科考填補空白、基礎積累的最后攻堅，滿懷豪情踏上征途，去完成青藏高原大發現時代的最后一幕。

　　沿新（疆）—（西）藏公路向南進發，卻不料首場考驗迎面而來。

　　南接羌塘，西昆侖甜水海是進入藏北高原的門戶。甜水海這一甘美凜冽的名字何時、何以、何人所命名，不得而知，總之它名不副實。豈止名不副實呢，豈止不是海且水是咸的，它簡直就是一座干涸鹽湖，簡直不敢相信海拔表讀數，說比實際高度高出千米還差不多。老青藏們連稱怪哉，長期奔走高原，多少五六千米高地都住過，因何“栽”在這區區4800多米的地方呢？以至于夜不成寐或嘔吐不止，高山反應相當劇烈。難怪甜水海兵站一向冷清，幾乎所有知情人，當然主要是常跑新藏線的駕駛員，誰都不肯在此留宿，寧肯起早貪黑或北下大紅柳灘或南去多瑪過夜。于是甜水海荒寂，方圓百里不見百姓煙火。兵站的小戰士說，只有12只烏鴉與他們為伴。聽到這話，正想打一只烏鴉做標本的年輕隊員馬鳴，當即打消了念頭。

　　有經驗的鄭度做了臨時安排，請各位前往附近的阿克賽欽地區考察。這一招果然奏效：生就勞碌之命的人一到野外工作起來，尤其身臨美麗的阿克賽欽湖濱，頓覺神清氣爽，種種不良反應大為減輕。初步考察所得印象：甜水海和阿克賽欽湖曾同為一湖，在不遠的從前，例如可能在7000年前，或曾是美好的豐水期，面積數千平方公里，至少比眼前的湖盆大上6倍。當然，這一現象在廣大的藏北高原比比皆是。

　　地貌學家李炳元強忍不適，在湖畔專心致志打量由近及遠、由下而上、一圈一圈古湖岸線，總計48圈肉眼可辨！對于甜水海古環境深入考察，靠的是兩個鉆孔，深度15米和9.5米，恢復的時間分別為7萬年和1.8萬年。打鉆人是湖泊沉積學家李世杰、凍土學家李樹德，二人從中各得其所——在這片連續多年凍土區，李樹德從探坑和鉆孔中獲知了深部地溫變化情況：凍土活動層厚度超過1米，年均地溫-3.2℃；年地溫變化幅度為零的深度位于13～15米。于是他根據地溫梯度公式推算，這一地區的凍土厚度接近120米。但接下來用地球物理方法探測到的凍土厚度，卻是84米。原因何在？聯想到此前在昆侖山崇測冰帽南側海拔5020米處開挖剖面，距地表2.4米深度，地溫竟高達17.6℃！依此判斷，或是由于地熱流在西昆侖多年凍土帶下所形成的貫穿融區有關。

　　李世杰收獲更大，兩個鉆孔相銜接，一舉恢復該地5萬年以來環境變化：根據古湖沉積地層分布范圍，5萬年前的甜水海古湖面積3000平方公里，北與甜水海北湖和苦水湖、東與阿克賽欽湖和郭扎湖連為一體，形成統一大湖；4.5萬年前后分裂成若干小湖；3.6萬年前后，為較前次一級的高湖面期，反映了較暖濕氣候環境。然而距今3萬年至2.3萬年之間，又經歷一輪退縮，然后回升，高湖面持續到1.5萬年前，那之后氣候暖干，湖泊重新大幅度退縮。小試“牛刀”的兩個淺鉆，揭示了那么多問題，令人振奮。這也是青藏湖泊第一鉆，幾年后李世杰在“攀登”計劃中承擔湖泊沉積研究專題，鉆取湖泊巖芯之點，首選甜水海，為

　　青藏高原恢復了24萬年來的古氣候環境變化，那是后話。

　　翻過海拔5342米的界山達坂——無論新藏、川藏、青藏公路，統觀整個高原面各公路干線，罕見比它更高的山口。下得山來便是西藏阿里地區日土縣境，龍木錯位于該縣最北緣。龍木錯，也像它藏北所有的姊妹湖那樣，一圈一圈古湖岸線環繞，湖面海拔5070米，較之幾萬年前高湖面，降幅約為150米，其中1.1萬年以來驟降70米。

　　此番考察，大本營設在南疆的葉城，在龍木錯建起的，是前進營地。按說在海拔5200米荒涼之地扎營，一般人難以消受，之所以看好它，首先的考慮在于其地依傍新藏公路，交通方便，同時有山泉流過，可以提供寶貴的淡水；尤其重要的是此地還是考察重點地區之一，因而各分隊以及各專業組不時在此逗留聚散。這兒也是此番考察范圍的南界，1976年孫鴻烈親率阿里分隊完成了該地區面上考察，潘裕生、武素功、章銘陶、張青松等人都是阿里分隊的骨干隊員，此系二進阿里，地理學家張青松還兼任了前進營地的聯絡官。他從事新構造運動研究，利用構造運動的形跡，諸如變形、褶皺、斷裂等等，主研晚第三紀以來青藏高原隆

　　升各階段，諸如整體性、階段性和差異性。觀察現在進行時的隆升情況，有賴于測繪部門埋下的測樁。1960年和1980年，軍、地兩方的測繪隊沿川藏、青藏、新藏、黑（河）阿（里）、拉（薩）獅（泉河）等幾條公路干線，每隔10公里埋設水泥樁。深埋至基巖的水泥樁是精確度很高的水準測量依據，可以量化提供當地每年上升量。據張青松綜合分析，除唐古拉以北因凍土凍融作用使數據有偏差外，20年間普遍反映了上升，整個青藏高原平均年上升量為5.8毫米。越往南升幅越大，年輕的喜馬拉雅每年可超過10毫米。向北依次減小，到昆侖山北坡上升速率為6～8毫米，只有喀喇昆侖山局部可達8～9毫米。但斷陷谷地如葉爾羌河、獅泉河及藏北許多湖盆，則呈下陷趨勢。說下陷是相對的，總體來說每年仍然上升1～2毫米。

　　對于現代上升速率的研究，不僅青藏隊，中外許多人都在做。有人用衛星定位方法測量，有人用巖石冷卻年齡方法計算，得到的數據略有差異，但當時的回答基本一致：青藏高原仍在整體隆升過程中。

　　地理組和地質組26人在此會合，張青松剛從葉城大本營趕來，自我感覺良好，一連做了三天的炊事員：每天三頓飯，每頓費時兩小時。三天下來高山反應加劇，胃痙攣，嘔吐，胃黏膜出血。張青松一向健壯，1980年作為我國首位赴南極考察的科學家而一舉成名，這一次卻痛苦掙扎在高極地區。潘裕生見事態嚴重，力主送回葉城，張先生哪里肯聽。僵持的結果，達成妥協：去日土。張青松在日土的部隊醫院折騰了半個月，方才挺了過來，重新歸隊。

　　雖說條件艱苦，隨后而來的中法聯合考察隊仍在龍木錯扎營。這已是法國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行動，上一次主要與地礦部地質科學院合作，中科院地質所參與，這一次中方則由地質所主導，所以潘裕生、鄧萬明等多位專家又再次跟進。地球化學家許榮華也來了，他從1968年起就參加了歷次珠峰科考，不過所做室內工作居多，后來才有了跟著青藏隊出野外的經歷。這一次再上高原著實令他興奮。中外專家加上后勤人員總共近百人，不僅陣容龐大且“豪華”：照顧外國科學家生活習慣，特意配備了大型高壓鍋、專業烤面包機，并特聘一批專業廚師，帶上部分西式食材。沒想到在龍木錯這樣的高海拔低氣壓環境里，現代設備和

　　技術全都走了樣：面包發不起烤不熟，米飯下面焦煳上面夾生，最終還得靠富有山地經驗的老隊員幫廚。龍木錯考察一周時間，許榮華體質虧損較大，好在沒有倒下，反倒是大部隊開進日土縣城，海拔驟降幾百米，麻痹大意出了大問題：午后的陽光很溫暖，他跟著同伴到城邊的人工渠擦澡，不料一陣山風吹過，竟至于昏厥在地：大腦嚴重缺氧，性命危殆。這一次又是潘裕生和張青松陪著他，驅車趕往120公里外的獅泉河鎮，經軍分區醫院全力搶救，之后又搭乘部隊的直升機飛到喀什，返回大本營葉城，再經過一個多月治療總算康復。不過主治醫生也說了，今后再也不準你上高原！許榮華沒有聽從，后來照上不誤。

　　在龍木錯住了幾天，有心人王富葆教授創造了一個世界紀錄：在龍木錯上方海拔5200米處，有溫泉流入的小溪中，抓獲了一條魚——小小的“條鰍”。后來送到武漢水生所，魚類專家驚奇地說，這可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魚啦！小溫泉維持了一個有限的小生境，給魚類和硅藻們帶來一線生機，在根本不可能生存的高度，創造了生物界奇跡。地貌第四紀學家王富葆是南京大學教授，自1959年珠峰登山科考開始，40年間參加了青藏高原的歷次考察活動，每有專業內外的新發現，格外有心使他成為博物學家：在聶聶雄拉，他發現了河北珠蚌化石；在瑪旁雍錯湖畔，發現了石器；在阿里藏族百姓家里，他淘換來一張雪豹皮做標本；西昆侖考察中他發現了冰緣地貌，并背回一塊風蝕砂巖標本……王教授歷來主張知識面要廣一些，事業心要強一些，盡可能地多發現一些，把能拿回來的多拿回一些。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