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學者曹辛華先生提出建立“中國分調詞史”的構想，指出詞調研究的重要意義，并言：“（詞調研究）將使我們認識到詞體文學特別是唐宋詞這一老‘礦床’里還有更多的原生態東西待人挖掘、化驗、透視。”（《唐宋詩詞的文體觀照》）筆者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探討蘇軾與《定風波》詞調的情緣。

　　精神家園的尋找：從“何處是吾鄉”到“此心安處是吾鄉”

　　曠達的詞風在蘇軾《定風波》的某些詞篇（如《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現，除了曠達的詞風外，這些篇章表現了創作主體的人生哲思及對精神家園的尋找。著名詞學研究者楊海明先生在《唐宋詞與人生》中說：“面對人生短促這一嚴峻的現實，他們（詞人）就都會感嘆光陰之易逝、青春之難駐，從而思考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并努力善待今生；又如，任誰都難逃生活的壓力，不免會陷入感情危機或人生逆境之中，這時他們就都會努力尋找解決煩惱的良方，皈依某種人生哲學。”歐陽修《定風波》詞中關于傷春惜春之作的多屬于楊海明先生說的第一種情況，而蘇軾筆下的像《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等詞作屬于楊海明先生所講的第二種情形，其《定風波》的部分篇章表現自己曠達胸襟的同時，更多地融入了主體自我在經歷宦海沉浮后的人生哲思。試看下面兩首詞作：

　　忘卻成都來十載，因君未免思量。憑將清淚灑江陽。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涼。

　　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殷勤且更盡離觴。此身如傳舍，何處是吾鄉。

　　（蘇軾《臨江仙·送王緘》）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蘇軾《定風波》）

　　《臨江仙》詞據薛瑞生先生考證，可能作于熙寧十年（1077），蘇軾時年四十二（《東坡詞編年箋證》），此時蘇軾已整整十年未回故鄉（上次回蜀因“丁老蘇憂”）。因為王緘是蜀人，喚起了作者內心的思鄉之情。此詞上片作者突出了自己“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悲涼；下片詞人寫了自己和友人離別的憂愁之后，蘇軾發出了“人生如寄”的感慨，并進一步拷問自己：哪兒才是我的故鄉呢？作者內心似乎充滿了迷惘之感，急切地需要找到自己的歸宿和精神的棲息地。

　　第二首《定風波》詞的創作時間，應是元祐元年（1086）。《定風波》小序為：“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詞云。”這則小序，交代了此詞創作的緣起。原來王鞏（字定國）有個侍妾叫宇文柔奴，此女子長得極為標致，并且還善于巧妙應對別人的問題。王鞏因受蘇軾“烏臺詩案”的連累，被貶賓州（今廣西賓陽）。當從嶺南回到京師之時，蘇軾問王鞏的侍妾宇文柔奴，嶺南生活應該不好？沒想到柔奴不以為意。蘇軾顯然被柔奴身上隨遇而安的精神品質所打動，因而創作了此詞。另一類材料則對“此心安處是吾鄉”的思想進行溯源，其中以吳幵《優古堂詩話》和吳曾《能改齋漫錄》為代表。《優古堂詩話》記載道：“東坡作《定風波》序云……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予嘗以此語本出于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耶！樂天《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為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初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何獨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從吳幵的這則材料可看出，“此心安處，便是吾鄉”這一安之若素的思想被白居易的詩歌反復提到，蘇軾更是用詞這一獨特的審美形式來表達自己的人生哲思，這是極其具有開拓意義的。詞的上片寫王鞏侍兒柔奴的美貌以及歌聲的美妙，詞人不禁表達出對王鞏的羨慕之情；下片詞人本以為宇文柔奴會對嶺南生活有所抱怨，但蘇軾從柔奴的口中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回答。“‘此心安處是吾鄉’看似出自柔奴之口，但它實際上卻又是蘇軾心中醞釀已久的思想。”（楊海明著《唐宋詞與人生》）此時的蘇軾內心之中未嘗沒有一肚子的苦水，但他沒有去放大痛苦，而是用理性和智慧來對抗痛苦，其最終的結果當然是對苦難的超越。從“何處是吾鄉”到“此心安處是吾鄉”可以看出蘇軾從迷惘到豁達的心路歷程。

　　坦然心境的呈現：“也無風雨也無晴”

　　貶居黃州期間是蘇軾創作詞多詩少的時期（王兆鵬、徐三橋《蘇軾貶居黃州期間詞多詩少探因》），作于黃州期間的《定風波·與客攜壺上翠微》（1080）和《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1082），這兩首詞作都滲透著作者的人生哲理，其詞如下：

　　與客攜壺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飛。塵世難逢開口笑，年少，菊花須插滿頭歸。

　　酩酊但酬佳節了，云嶠，登臨不用怨斜暉。古往今來誰不老，多少，牛山何必獨沾衣。

　　（蘇軾 《定風波·重陽》）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 《定風波》）

　　《定風波·重陽》詞由杜牧的《九日齊山登高》詩改編而來，其詩曰：“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可以看出《定風波》詞調與七律還是有著緊密聯系的，詞人因為領悟到了“古往今來誰不老”的人生哲理，又何必像齊景公那樣為生死所困擾而傷心落淚呢？蘇軾在認識到人生規律的基礎上，努力在生活中尋找人生的樂趣，詞中表現為“酩酊但酬佳節了”，詞人在這重陽佳節喝著美酒享受這眼前的自然景色，確實是一種比較現實和痛快的行為。

　　《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是蘇軾詞作的名篇，此詞是“一首內省精思、以小事寓哲理的地地道道的曠達詞”（劉揚忠《唐宋詞流派史》），從小序中可以看出作者相田至沙湖途中遇雨。上片前兩句塑造出了作者不管外界的風雨聲依然坦然前行的畫面，第三句中的“馬”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張伯偉先生曾指出，“馬往往為高官所乘”，“在詩人眼中，蹇驢往往和駿馬相對，它象征著在野與在朝、布衣與縉紳、貧困與富貴的對立”（張伯偉《再論騎驢與騎牛——漢文化圈中文人觀念比較一例》），在這里詞人寫自己穿草鞋走路要比達官貴人騎馬更快活，未嘗沒有流露出作者在黃州生活的逍遙自在。正如蘇軾在《答李端叔書》中說：“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下片最后三句詞人從自然現象中體會到人生的哲思，作者安慰自己何必將一時的榮辱得失放在心上。正是經歷了這樣的徹悟，詞人才顯示出了一種坦然自適的心境，這種心境與羅大經所說的“大概于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凈，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后快活意思方自此生”（《鶴林玉露·憂樂》）有相似之處。

　　總而言之，《定風波》在蘇軾的生命中意義非凡。主要表現在：其一，從某種程度上說，《定風波》反映了蘇軾的心路歷程。其二，《定風波》詞調，可以看出蘇軾“以詩為詞”的創作手法。其三，《定風波》的題材，在蘇軾的手中開始走向多元化。除了傳統的男女相思和文人隱逸之外，蘇軾可以用《定風波》來表達自己的人生哲思，這是詞學史上了不起的開拓。其四，《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是蘇軾曠達詞風的重要“標簽”。況周頤在《歷代詞人考略》中說：“蘇長公（蘇軾）、黃涪翁（黃庭堅）、秦太虛（秦觀）諸名輩，其拔俗遺世之作，大都得自蠻煙瘴雨中矣。”其中《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就是作于蘇軾被貶黃州時期，而黃州時期正是蘇軾政治生涯的低谷。蘇軾成就了《定風波》，同時《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等名篇佳作也給蘇軾帶來了無限的榮光。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