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以來，“去風險”一詞被美西方高官頻繁提及，成為他們用以闡釋對華政策的一個關鍵概念。但這一概念的使用實際上是“脫鉤論”徹底失敗的產物，隨后又逐漸演變成美國持續鼓噪“中國威脅論”、推動對華遏制戰略的新“遮羞布”和“鋪路石”，其危害性不容小覷。

　　如上所述，“去風險論”出現的背后是“脫鉤論”的破產。在一個全球化時代里，尋求與一個全球頭號制造業大國“脫鉤”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當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時刻，正是中美合作、同舟共濟才使這場蔓延至全球的經濟危機得到有效治理；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時期，正是中國以穩定的抗疫物資生產支撐了全球范圍內的防疫抗疫斗爭。中國巨大的市場、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群體、物美價廉的制造業商品、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成為吸引全球資本的重要紅利；中國互利共贏的理念、對和平發展道路的堅持、帶動周邊地區共同發展的大國實踐，成為亞洲地區蓬勃發展的重要動力。

　　而特朗普政府以“美國優先”為內核、以“制造業衰落論”“對華經貿吃虧論”為主要內容的對華“脫鉤論”，本質上是一種經濟訛詐，西方國家對此亦心知肚明。從特朗普到拜登，縱有一系列疊床架屋的對華“脫鉤”政策，中美經貿合作依然保持了強勁韌性。美國工商界、戰略界也越來越認識到，對華強行“脫鉤”成本難以承受、得不償失；美國強壓他國與中國“脫鉤”不僅困難重重，而且收效甚微。美國政府的“脫鉤”政策不僅遭遇包括大型美企在內越來越多企業的抵制，也遭遇越來越多盟友伙伴的反對。歐洲最初使用“去風險”概念的原因就是認識到“脫鉤”不可能，進而想以所謂“去風險而不脫鉤”，在配合美國戰略需求與繼續收獲對華經貿合作紅利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而面對大選、國內資本和外交等多重壓力，美國政府也不得不接過這一概念，其宣揚多年的“脫鉤論”正以一種不了了之的狀態而告終，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美國鼓噪“去風險論”，本質還是“中國威脅論”的延展。按照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保羅·格維茨理解，“去風險”這一概念聽起來“更溫和，更容易實現，有更大的政策模糊空間”，“能夠以降低國家安全風險之名，把美國想要對華采取的所有行動都納入進來”。在美國始終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并以全政府之力遏壓中國的大背景下，美國政客口中的“去風險”實質上成為“去中國化”，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分工合作被視為“風險源”，中國涉身其中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環節被視為“風險點”，中國有望實現技術突破和能力躍升的關鍵科技領域被視為“去風險”的重點領域，對華出口管制、經濟制裁、國家安全審查、長臂管轄等則成為美方“去風險”的慣常手段。

　　顯然，“國家安全”的概念被濫用、“中國威脅”被泛化、將中國塑造成“風險”，正成為美國掩蓋自身霸權本性、離間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關系、推動對華“新冷戰”的核心手段。其中一個危險之處在于，“去風險”這一概念更具欺騙性和煽動性，美國試圖借此既能安撫國內國際反對“脫鉤”的力量，也能讓美國遏華戰略的實施變得更精細、更隱蔽、更順暢。當前，美國正在試圖與國內各界、與歐洲加強基于“去風險”概念的認知協調。也就是說，對華“去風險”正成為美國政府重塑國內國際對華認知、弱化中美合作民間基礎、強化美國與盟友伙伴戰略合作、協調推動“一體化威懾”的重要手段，這給不確定、不穩定的世界帶來全新的安全風險，值得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警惕和防范。（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