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錫悅政府執政以來不斷鞏固韓美戰略同盟，加速改善韓日關系，同時在對華關系層面日益顯露保守主義思維，導致中韓關系呈現由“政冷經熱”進一步向“政冷經冷”下探的消極趨勢，這令韓國企業界越來越不淡定了。曾幾何時，韓國企業界將對華合作視為本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穩壓器，現在卻因韓國保守派政府的左沖右撞而受到越來越多非經濟因素干擾，不得不在夾縫中求生存，在經營決策上面臨是留還是撤的棘手選擇，在心態和定力上也被推向十字路口。

　　縱覽中韓1992年建交以來30多年的發展歷程和取得的豐碩成果，可以發現，以兩國企業為載體的各種合作既發揮了良性引領的風向標作用，也承擔了擴大合作規模的壓艙石重任。正是在兩國以企業為重心的經濟界攜手努力下，中韓取得貿易飛躍式發展、投資跨越式增多、旅游井噴式邁進、人文遞進式夯實等諸多成就。在這個過程中，韓國企業對華合作經歷了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試探式”，到21世紀初的“涌入式”乃至2013年開始的“成熟式”演進發展。韓企對華合作心態也由注重快進快出，向更加重視長期收益轉變。但隨著尹錫悅政府為了實現“全球樞紐國家”目標而推行“價值觀外交”甚至追隨美日的“遏制外交”，韓國被美國恩威并施的利用所左右，被日本或明或暗的拉攏所吸引，韓企對華合作心態開始面臨越來越多掣肘，一度成為雙邊合作典范的中韓企業合作也面臨越來越多不確定性。

　　客觀而言，中韓合作提升速度明顯快于中日合作，兩國貿易規模突破3000億美元的周期大幅縮短，與韓企對華合作心態曾經歷的三個周期變化不無關系。一是1992年建交至2001年，互利階段。基于中韓雙邊合作協議，互利共贏成為這一階段的主旋律，韓企在對華合作心態上也呈現相對居高臨下的優越感。二是2002年至2012年，互補階段。隨著中國加入WTO，中韓合作越來越呈現互補態勢，韓企對華合作心態也由俯瞰向平視轉變，但韓企占據產業鏈中高端、中國更多居于低中端的格局并未發生本質變化。三是2013年至今，互惠階段。這一時期由于韓國對華貿易依賴加大，中韓技術和產業差距不斷縮小，加上中韓簽署FTA協定、共同加入RCEP協定，兩國經貿呈現總體互惠、部分競爭的格局，韓企對華合作心態變得喜憂參半，高端制造等行業上的一些優勢呈現被逐漸拉平之勢，開始引發一些韓企擔憂。

　　美國延續對華貿易戰和科技戰，在芯片等領域對華設限并強拉韓國等盟友和伙伴加入對華產業圍堵陣營，鼓動包括韓企在內的一些跨國公司對華“去風險化”，導致三星集團、SK海力士等大型韓企陷入掙扎。美國加大誘拉力度以及韓國政府的政治風向，使得一些韓企心態更加動搖，開始更多注意對華合作中的相關負面因素。

　　一是同質競爭因素。隨著中國企業在趕超型產業模式上取得明顯進展，近年來中韓合作的競爭關系更多體現在造船、汽車、芯片等產業高度重合、技術差距縮小、出口對象接近的領域。韓國國內一些輿論就此認為，韓企只有轉移到東南亞等成本更低的市場才能維持對華競爭力。二是貿易赤字因素。不過，在中韓建交和不斷加強合作的30多年里，韓國對華貿易赤字并非常態，當前對華貿易逆差很大程度上也是韓方需要反思的地方更多。韓國保守勢力拿對華貿易赤字說事，也是沒有看到中企搶抓RCEP生效機遇、注重優化對韓貿易結構進而推動出口大幅增加等背后功課。三是非經濟因素。以往，中韓政府一直致力于促進和深化雙邊經貿、投資以及兩國企業間的合作，但尹錫悅政府反其道而行之，讓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隨美日起舞，這給韓企對華合作增加了附帶陰影的額外成本。

　　平心而論，韓企注意到上述因素可以理解，中韓合作確實無法忽視競爭性上升等問題。這更多是緣于中國在傳統制造業、先進制造業、數字經濟、服務貿易等領域不斷追求高質量發展和在部分領域“彎道超車”。即便如此，韓企乃至整個韓國經濟界都應看到，在中韓長周期的經貿合作中，韓國持續保持對華順差，2018年時更是達到創紀錄的958億美元；現在，也不能因出現逆差就稱在華“賺不到錢”了。而且放眼看去，美日一些大型企業并未因為各自政府持續推行遏華政策而棄中國市場而去。相反，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數據顯示，在華日企的年度投資收益大幅高于北美、東盟和歐盟等其他市場，真正打算退出中國市場的日企不多。最近幾個月，多家美企高管不顧國內政客“警告”扎堆訪華，更是應了“賺錢才是硬道理”的商業王道。

　　正所謂“風物長宜放眼量”，被推上十字路口的韓國企業需要穩定對華合作的積極心態和清醒認知，不要被國內政客目光短淺的鼓噪所擾，別讓本該在華抓住的商機從眼前溜走。韓國政界也應審時度勢，與中國的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相向而行，言行一致地多為韓企對華合作營造積極外交姿態和良好政治生態。（作者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東北亞戰略研究院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