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年輕人來說，“上岸”不僅僅是一個詞語，更是一種精神象征，它代表著克服困難、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人生態度。

　　大三學生范小雅為了畢業后能成功“上岸”游戲公司，拼命刷了3段實習經歷；大四學生聞銘參加完2023年研究生招生考試，正在等待“上岸”的審判；齊鹿路則從研三上學期開始找工作，海投94份簡歷，經歷52場筆試、20場面試，最終成功“上岸”某中央直屬事業單位……

　　在夸克聯合中國青少年研究會發布的《2023年輕人搜索關鍵詞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上岸”成功當選2023年輕人狀態關鍵詞。“上岸”公務員、“上岸”教師、“上岸”研究生、“上岸”國企、“上岸”高考更是成為“上岸”的top5相關搜索熱詞。

　　《報告》提到，“上岸”指的是年輕人在考試層面的成功狀態，在2023年廣泛應用于公務員、事業單位等考試領域，體現了年輕人對于實現職業理想、人生目標、美好未來的追求、執著與向往。對年輕人來說，“上岸”不僅僅是一個詞語，更是一種精神象征，它代表著克服困難、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人生態度。

　　擠進年度熱詞，年輕人為何執著于“上岸”

　　聞銘一直非常喜歡播音主持專業，可因為父母對藝考不太了解，不敢輕易嘗試。上大學后，她依然沒有放棄對播音主持的向往。“考研是一個重新選擇的機會”，聞銘說，“我想借這個機會探索真正感興趣的領域”。

　　在備戰考研的半年時間里，聞銘時常感到恐懼、迷茫，“心態崩的時候會懷疑自己選擇的這條道路對不對，也會擔心自己考不上，讓別人看笑話”。

　　“去年10月，我的心態非常差，一度產生了逃避的想法，考慮要不要換個賽道，出國、‘考公’或者找工作。”聞銘說，“一邊崩潰一邊也想清楚了，出國經濟壓力太大；‘考公’總覺得不甘心，還是想在年輕時嘗試更多職業；找工作的機會很多，也不必急于一時”。

　　聞銘回憶，“想清楚后，我覺得考研對我來說不僅僅是學歷的提升，更是一次證明自己的機會，即便沒有成功，挺過了這一關，總歸有所收獲。”考試時，聞銘把答卷寫得滿滿當當，堅持到了最后一秒。

　　齊鹿路最初找工作時，只想找一份好工作，可怎么定義“好”？她也說不清。跟聞銘一樣，她的“上岸”過程充滿了掙扎、糾結與迷茫。

　　“找工作時，周圍同學有的想進‘大廠’賺錢，有的想進體制內，穩定還有編制和戶口。我對這兩種選擇沒什么概念，又想賺錢，又覺得穩定些也不錯。”齊鹿路說，“找工作初期，我只要刷到對口的招聘公告就會投簡歷，每當招聘單位問我為什么選擇他們公司或者對未來有什么規劃時，我總是答不上來”。

　　轉折發生在一次私企面試。面試官問她打算在北京待多久，齊鹿路有些蒙，面試官告訴她，公司沒有戶口也沒有編制，員工流動性很強，大部分員工待幾年就會回老家。

　　那次面試，讓齊鹿路的“上岸”目標逐漸清晰，“我從小就喜歡北京，壓根兒沒想過回老家發展。想要長久在北京待下去，戶口是剛需，解決編制戶口就成了我‘上岸’的方向”。

　　北師大珠海分校教育學院副教授高艷認為，當前年輕人的人生選擇逐漸多樣化，但選擇多未必是好事，面對多樣的選擇他們會迷茫，會焦慮，沒有人告訴他們應該如何選。所以才出現了那么多年輕人出國、“考公”、讀研、考編“多手準備”或不斷定立“上岸”目標，反復追求“上岸”的情況。

　　高艷談到，年輕人追求“上岸”，表象來看是想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安定下來，尋求生活的確定性，從更深層的心理層面分析，他們是在追尋一種自我認同與身份認同。

　　“在與社會、外界不斷接觸、碰撞的過程中，他們慢慢意識到自己是什么樣的人，想過什么樣的生活，逐漸形成清晰的自我概念與自我畫像。”高艷談到，“‘上岸’其實是年輕人心理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心理需求”。

　　“追求‘上岸’并非這一屆年輕人所特有”，高艷說，“老一輩在青年時期追求‘下海’和現在的青年追求‘上岸’，都是追求自我身份認同的表現”。

　　“無論什么年代，年輕人永遠都是最愿意嘗試、最愿意迎接挑戰的群體，只是囿于社會環境的不同，會表現出不同的傾向”，高艷談到，“20世紀90年代，整體社會環境十分確定，年輕人受不了一眼望到頭的生活，便會想要下海冒險。如今受新冠疫情影響，加之經濟形勢不穩定，就業競爭加劇，‘上岸’對于年輕人來說不僅是求穩，更是一種探索，以此為抓手，用‘考公’、考研的形式讓自我相對穩定下來”。

　　工作后，還是一個過渡期連著一個過渡期

　　齊鹿路“溺”在海里時，面試結束后，一個人躲在地鐵角落哭是常有的事，“不斷陷入自我懷疑中反復崩潰再重建”。那時她總是幻想自己找到工作后的樣子，“‘上岸’以后的生活該有多快樂啊！人生大概就沒什么煩惱了吧！”

　　如今“上岸”一年多，齊鹿路卻被診斷出有抑郁傾向，“煩惱依然無窮無盡，我都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抑郁，以前那么難都過來了，過上了理想的生活反而生病了？”

　　中考、高考、考研，無數場大大小小的考試，齊鹿路將努力“上岸”的日子比作人生的過渡期。“在每一個過渡期內，發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情、任何情感都應該為‘上岸’讓位”，研三的最后一個學期，齊鹿路的學校新栽了許多花，春天綻放得格外美麗，路過那些花兒，齊鹿路卻不敢停下，“似乎連停下拍照都是一種罪過，我總想著在目標達成前，我是不配開心的”。

　　“上岸”后，齊鹿路更加迷茫，回顧過去20多年的人生，“仿佛就是一個過渡期連著一個過渡期”，“等我××之后就會好了”已成為齊鹿路的口頭禪。

　　工作以后，人生不再由一張張有標準答案的試卷構成，齊鹿路突然不知道該如何答題。“所有人都在告訴我要努力學習，找份好工作，可是找到工作之后的人生應該怎么過？應該怎么變得更好？沒有人告訴我。”齊鹿路說，“跟找工作時一樣，因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看到別人擁有什么都是好的，但其實我壓根兒沒想好自己應該做什么樣的人，過什么樣的生活”。

　　北京外國語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教師宋巍認為，正因為年輕人不知道如何選擇，遇到困難時，他們往往傾向于選擇自己最得心應手的方式，比如從小到大擅長做題，開始“卷”考研、“考公”，“考試成績能在較短周期內對個人付出提供及時反饋，讓我們看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這種模式是學生視角下最為慣常的”。

　　高艷在長期心理咨詢實踐中總結，真正的心理咨詢與職業生涯規劃不是指導年輕人應當如何做，而是幫助他們一同探索自我、認識自我，尋求自我認同，“面對人生發展的階段性與社會不確定性的增長，‘上岸’并非一勞永逸的人生終點，最關鍵的是要幫助學生找到當下的意義，尋求探索自我穩定性的方法。當下就是彼岸，彼岸不在遠方。”

　　“與其‘上岸’，不如‘造岸’”，構建內心堅實的彼岸

　　談起未來規劃，范小雅暢想，“本科畢業后我應該會直接找工作，比較理想的‘上岸’目標是能夠進入游戲行業，進自己喜歡的項目組，做一份‘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工作。”雖然在追求“上岸”，但范小雅并沒有“溺”在海里的窒息感，她對未來有充分的預判與清晰的規劃。

　　大一時，范小雅也很迷茫，不知道該做什么，因為興趣愛好開始接觸游戲制作，一位行業前輩建議她可以多多實習，提前感受工作氛圍。大學3年，她陸續在國內3家知名游戲制作公司跟組參與項目。“3段實習經歷不僅讓我學到很多專業知識和技能，還讓我對整個行業有了深入了解，意識到自己在哪些方面有不足，現在的我正在努力提升行業競爭力”。

　　“可能對這個行業有足夠的了解，我過早對這份工作‘祛魅’”，范小雅說，“實習讓我意識到，工作固然重要，但也不能為了工作忽略生活。明確了自己的‘上岸’目標后，我更加珍惜‘上岸’前的生活，珍惜在學校學習、努力的日子”。

　　宋巍認為積極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一種好狀態，但與其將“上岸”看成一種結果，不如當作一段過程。“與其一直緊張地盯著遠方，不如審視當下的自己，或者回溯過往的自己。反思一下由近及遠，我們經歷了怎樣的成長？在‘上岸’的過程中，我們為這件事投入時間、揮灑汗水、克服困難、磨煉心性，由此而生的喜怒哀樂，都是人生體驗的一部分。不要只把眼光放在結果上，要看到自己在拼搏過程中內化的成長與收獲。”

　　與范小雅等待“上岸”不同，一直扮演著“別人家孩子”的王振從“岸”上退回了“海”里。本科出國留學，畢業后接連在亞馬遜、微軟等公司工作，王振意識到自己并不喜歡穩定的工作，在國外做了一年志愿者后，王振決定回學校讀書，充實自己。

　　“回國后我經常搬家，上海、北京、浙江，好多城市都待過，我很喜歡這種自由的生活方式。當然也會有困擾，找對象的時候，別人看到你到處漂，會覺得你不穩定，就不會選擇你。但凡事有得必有失，想清楚就好了”，王振覺得，“現在大家有很多選擇，不一定非要走考研“考公”這條路。可以創業、自由職業、遠程工作，選擇無所謂好壞，關鍵還要看個人的興趣和能力所在”。

　　宋巍建議，“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這門課應從大一入學時就抓起，為同學們制定成體系的生涯發展、自我探索的課程。通過多樣化課程設計幫助他們了解自己，學校也應該為學生們積極爭取更多實習、實踐機會，讓他們對將來從事的工作，所過的生活有較為充分的了解和規劃。”

　　對于學生本人，宋巍建議，在做選擇時千萬不要盲從，隨大流，“信息化的時代，應當打破信息繭房，了解事物發展變化的全貌，不被他人輕易誤導。走出校園、走向社會，與不同行業、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多溝通交流，從而促進獨立、理性、辯證、客觀地思考，形成自己‘個性化定制’的生涯規劃”。

　　“與其‘上岸’，不如‘造岸’”，高艷建議年輕人不要只盯著技能證書、實習經歷，迷茫時多讀一些關于人生、心理、哲學方面的書籍，“這些書籍雖然不能解決實際的問題，但它們會幫助你知曉未來想要成為什么樣的人，人生道路希望怎樣走，幫你去構建內心堅實的彼岸”。（文中范小雅、聞銘、齊鹿路、王振均為化名）（見習記者 譚思靜 實習生 張渝翎 記者 郭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