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元春（上海財經大學校長）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這里包含兩個總論與五大舉措，其中最后一個舉措就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報告將“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放到戰略地位上。中國的傳統就是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開放。新時代新征程，我們需要深度思考：如何促進改革與開放的聯動效應，尋找釋放二十大紅利的突破口？如何讓開放真正具有高水平的內涵？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在理論上有對標、在實踐上有對表。對此，我想從八個角度談談二十大報告中的“高水平對外開放”，探索將其內涵具象化，闡明什么是“高水平”。

　　第一，市場規模大，足以實現內外貿一體化和規模經濟。高水平開放的第一個特征是規模大。只有當規模達到一定體量，才能使內外貿一體化，產生規模經濟效應，而這也是新時期中國進行國際競爭的新基本盤和新競爭力來源。新時期全球競爭版圖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外部對我國的需求將上升至全新的臺階，我們需抓住這一重要時點，在過去簡單利用資源稟賦進行產品開放和市場開放的基礎上，形成內部大市場和全球大市場的相互統一，推動規模經濟進一步深化。

　　第二，開放質量高，足以構建強大的議價能力和競爭力。高水平開放的重要衡量方式之一是質量高，這也是我們進一步提升規模經濟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來源。而衡量開放質量的重要標準是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全球產業鏈中的議價能力和競爭能力。全球價值鏈的“微笑曲線”兩端朝上，左邊是研發、中間是制造、右邊是營銷，當前制造產生的利潤低，全球制造也已供過于求，因此附加值更多體現在兩端的研發設計和銷售上。目前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上仍處于中部底端，如何向兩端延伸是未來需要把握的核心問題。

　　對此，我國提出以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創新鏈“四鏈”融合，為高水平開放打下基礎。一方面，我們要在科技上進行全面創新，鞏固好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基本盤。只有基本盤穩固，才會真正具有創新的功能和趕超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只有提高創新能力，才能在國際產業鏈和價值鏈上鑄就長板，鑄就議價能力和競爭能力。此外，未來中國在從曲線底部向兩端進發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做好充足準備，在高水平開放中、在質量提升中、在國際競爭中不斷開辟新領域。

　　第三，開放范圍廣，足以讓所有區域和要素在開放條件下配置。高水平開放不僅僅是所有區域、所有要素的開放，更重要的是配置方式也要發生立體性的變革。目前，我們在資金、資源、人才、科技、產品、要素、服務、資本等領域的開放過程中，有些領域已經完成開放，有些才剛剛開始，而有些已經遇到了難點、堵點、卡點，因此如何選擇戰略路徑成為了重點。

　　在要素資源方面，目前一般商品市場開放已經基本完成，但在技術貿易和資產配置等領域，尤其在服務底層產品，形成綜合性風險定價方面的開放比較不足，這可能也反映了我們在金融安全和金融開放之間面臨的難題。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開放，可能是我們未來彎道超車、后來者居上的開放新路徑。譬如數據跨境流動開放，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議題。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規模較大，在相應的設施、標準等方面具有領先優勢，該領域也是我國彎道超車開放的重要方面。又比如在新能源領域，我國利用超大市場經濟體和應用場景，實現了新能源的全面市場化。而對運用標準、相應產品進出口以及知識產權領域的開放，使我們能夠打造自己的品牌。

　　因此，在要素資源配置領域的高水平開放，使我們能夠不僅僅拘泥于傳統的堵點和卡點，而是可以從新領域進行突破，在拓展中尋找到新的開放路徑，在開放中形成新的利益再分配格局，并消融利益再分配所產生的阻礙。對于這一路徑需要形成一系列的新思路。

　　第四，開放方式新，足以引領數字化、綠色化的貿易新浪潮。我們要在數字化、綠色化的貿易新浪潮中有彎道超車的引領意識，并將其作為我們高水平開放的龍頭支點，這也是我們有能力、有動力，也是阻力最小的一個方面。

　　第五，開放動力足，足以在大市場和大創新中成為全球貿易的引擎，成為全球重要的投資洼地和全球資產配置中心。高水平開放要求我們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發揮中高速增長所產生的資產紅利，占據全球經濟的引領性地位。中國與全球之間金融周期和經濟周期的錯位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機會。這將成為我們在構建新動能，并以中國超大市場優勢進行全球資源配置，尤其是全球金融資源配置的最佳時點和切入點。我們不應因為外部環境的大動蕩固步自封。也許進一步開放，在混亂中尋找到新的路徑，將是我們發展的新契機。

　　第六，開放制度優，足以減少各種交易成本，主導國際標準和治理體系。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高水平開放必須是建立在高水平制度體系上的開放。首先，高水平開放要減少各種交易成本，也要主導國際標準和治理體系，否則不能稱為“高水平開放”。目前，世界上有“三零原則”——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我們要向這個方向靠攏。其次，在制度開放的進程中，我們要穩步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上做文章。這也意味著，新時期高水平開放的重中之重在于推動內部改革，比如我們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就必須在知識產權、補貼政策以及一系列法律上進行全面梳理，向國際規則靠攏。

　　我們建議利用歐洲板塊的地緣政治和經濟變化，加緊實現《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全面落地。這同樣涉及大量的開放政策和內部制度梳理，但這也是我們的契機。內部制度梳理的關鍵點是統一的國內大市場。我們要通過要素市場的制度改革，真正使交易成本降下來，充分顯示出我國制度在微觀領域里的顯著優勢。目前我國的制度優勢更多體現在宏觀層面，特別是在舉國體制上優勢顯著。但是與世界進行接軌，需要在微觀、動力層面做文章，這要求我們必須直面關鍵性改革。因此，制度型開放是最為重要的。一方面我們要主導全球治理體系并對其做出貢獻，另一方面我們要從內部出發，進行制度改革，這也是最為重要的方面。

　　第七，開放基本盤牢，足以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驅動內外循環的良性互動，統籌發展與安全。當前美國基本盤的布局已經進入新的階段，近五年來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方面的布局基本完成。如“小院高墻”政策，是指美國政府需要確定與國家安全直接相關的特定技術和研究領域（即“小院”），并劃定適當的戰略邊界（即“高墻”）。對“小院”內的核心技術，政府更嚴密更大力度地進行封鎖，“小院”之外的其他高科技領域，則可以重新對外開放。美國在各種關鍵技術、核心技術、關鍵資源配置上形成以“回岸”“友岸”“近岸”三重舉措所推進的新循環模式。對此，我們不能自亂陣腳，應搶先進行基本盤構建，產業政策要發展與安全并舉。

　　第八，開放平臺新，足以構建新的網絡體系和新的競爭力。我們要加強與外部的合作，進一步構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新平臺新合作機制，真正夯實在亞洲的“基本盤”，以自貿區、自貿港作為內部的開放平臺，進一步提升網絡體系和競爭力。我們應從多維度解讀“高水平”，并與相應的改革舉措、內部戰略全面對應，在未來按照二十大精神的指引，在經濟發展上逐步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