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然玉

　　據中國人口學會公布的消息，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政策法規研究室副主任楊慧，聚焦參加職工社會保險費用和假期工資兩項直接成本，進行育兒假成本的測算，測算結果顯示，企業承擔每個有3歲/6歲以下孩子的男女職工的育兒假成本，全國平均為1.72萬元，二孩、三孩對應的成本更高。楊慧表示，育兒假是有代價的，社保性成本占兩成，工資性成本占八成。

　　“育兒假是有代價的”，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對于這一課題的嚴肅探討，必然要基于實證數據的專業測算。最新研究結論表明，“企業平均需承擔1.72萬元的育兒假直接成本”，解讀這一數字，絕對金額的高低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企業一方所占的相對比例。一個頗為尷尬的事實是，在很多地方，作為雇傭方的公司主體，幾乎是“育兒假”的唯一買單方。

　　近年來，在鼓勵生育、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背景下，不少地方制定了生育福利政策。統計顯示，截至2022年4月底，全國已有27個省對有3歲(6歲)以下子女的男女職工每年可休5-20天育兒假的鼓勵性或強制性規定；其中，有21個省以“育兒假視為出勤”“休假期間工資照發”等形式規定由用人單位支付——換言之，這相當于“政府請客，企業買單”。

　　企業承擔“育兒假”支出的大頭，這很難說是科學合理的。這其中的道理很好理解，“生育”更多是一項私人事務、私人決定，但從整體而言，則有利于社會長遠的公共利益。從現實情況看，不少企業對此消極抵觸，于是地方規定的“帶薪育兒假”，往往變成了“無薪假”甚至是“紙面假”。

　　要推動“育兒假”落地，就應設計一套公允的、可行的成本分擔機制。這應該包括兩個層面，首先是明確分配比例，再者則是理順資金來源。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厘清公共財政的支付責任，以及作為責任支撐的收支安排。在“生育保險基金”客觀上處于緊平衡的語境內，如何輾轉騰挪，設計起一套足以覆蓋“育兒假”主要成本的專項支持體系，需要有全方位的思考。

　　在減稅降費，降低市場主體用工成本、經營成本的大背景下，一股腦把“育兒假”成本壓給企業，不現實也不合理。作為福利的“育兒假”，理應有更多實實在在的公共兜底，包括經費的保障、制度的保障等。（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