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作者：朱麗師、蔡智力（分別系湖北大學文學院講師、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中國古代政治倫理文化強調名分，君臣上下用語等級分明。但后世為人君所專用的一系列稱呼并非自古已然，而是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演變。如《日知錄》說：“漢初，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余習。”“人臣有稱人君者”，亦可被稱“萬歲”。“弒”字同樣如此，細察其語義變遷，亦非自始即指臣殺君，而是自有其演變歷程。正如陳寅恪指出的：“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從“弒”字的語義變遷，可以管窺中國古代政治倫理文化變遷的軌跡與圖景。

　　　一

　　“弒”作下殺上之專稱，此為人們熟知的文史常識。然而，秦漢時期的文獻卻呈現出“弒”含義的不同面相。

　　秦漢時期，“弒”并非均指下殺上，上殺下亦可稱“弒”。《公羊傳》載“昭公將弒季氏”，昭公為國君，季氏是臣下，此處便以“弒”字指上殺下。何休受后起語義影響而曲為之說：“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弒。”驗諸王符《潛夫論》，亦有“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弒”之說，桓魋為宋國司馬，宋景公雖對其寵愛有加，但不至于視如人君，故何休的解釋實為牽強。另外，毫無君臣關系的互殺也可稱“弒”。如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公羊傳》《穀梁傳》述其死為“君弒”，即稱齊襄公殺魯桓公為“弒”。《史記》載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列女傳》稱公子負芻滅李園家為“宗族滅弒”。這些被殺者和殺人者均非君臣關系，卻皆稱“弒”。

　　此外，這一時期，下殺上也并非均稱“弒”。如《管子》曰“臣不殺君”，《墨子》曰“教臣殺君”，甚至以嚴君臣之防見稱的儒家著作，如《春秋繁露》亦屢稱“殺君亡國”“臣殺君，子殺父”。可見，秦漢時期尚未嚴格區分弒與殺，二者往往混用。

　　這一現象與《白虎通》的釋義相應。《白虎通》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弒之。《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羊傳》：“何隱爾？弒也”，熹平石經作“試”，可見《白虎通》不為無據。因此，朱珔認為：“弒本從試得義。”《釋名》：“弒，伺也，伺間而后得施也。”“試”意味著對結果沒有把握，“伺”意指因無把握伺機而動。《漢書》中“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其意指：甲伺機把閩越王殺死。因此，起初“弒”本無名分限制，只表示“試殺”或“伺殺”之內涵，傾向于指涉行為過程，與指涉行為結果之“殺”有異。鈕樹玉認為弒“不為悖逆造文”，不為無見。

　　　二

　　以下殺上為“弒”的名分性表述，最早見于《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弒”，但《文選注》卻引作“殺”。因為無法排除后世改訂的可能，《左傳》原作何字實難遽定。《國語》中“下虐上為弒”亦然。最早明確“弒”字下殺上涵義的是《說文解字》：“弒，臣殺君也。《易》曰臣弒其君。”許氏與《白虎通》同引《周易·文言傳》，卻省略“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一句，或是意圖消弭弒之“試”“伺”本義；同時，他又將以往典籍中各種類型的“弒”字用例都加以遮掩，僅以“臣殺君”為“弒”字全部內涵。

　　當然，許慎之說并非由來無據，“弒”于此前已附著了名分色彩。許世子止誤殺許悼公，《公羊傳》稱“止進藥而藥殺”，承認他有殺君之實，但因他本無殺君之心，故又稱其“不成于弒”，在倫理上免除其罪責。于此，“弒”與“殺”便有區別：“殺”是行為結果，而“弒”則有從倫理名分予以定性的意味。段玉裁注《說文》，以“述其實則曰殺君，正其名則曰弒君”區判弒與殺，于此有其合理性。

　　《說文》的解釋預示著“弒”字語義政治倫理化的趨勢：從本指無名分限制的“試殺”，逐漸趨向于隱含倫理批判的下殺上。因此，阮元說：“君臣父子之義定，則此字之書法讀法亦定。”俞正燮也說：“弒者，畏忌之不敢直殺也。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后始定于一。”當然，許慎雖確定了“弒”的名分意義，卻未對其外延作明確限定：“弒，臣殺君也”，只說明凡稱“弒”均指臣殺君，卻未明確臣殺君是否均稱“弒”。“弒”字語義此后的發展，在政治倫理意識的主導下進一步明確化。

　　　三

　　俞正燮雖稱“弒”之倫理內涵，“秦漢以后始定于一”。事實上，歷史錯綜復雜，絕非邊界分明，“弒”字倫理內涵之確定，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到隋唐時期，同一古籍不同版本之間，仍普遍存在弒殺混用現象。

　　《經典釋文》訓釋先秦經典，每謂“殺，本或作弒”或“弒，本又作殺”。可見陸德明所據底本與別本多有弒殺異文，此類異文所見共25處。對此，陸氏僅以“或作”“又作”注明，而不以“當作”訂正，說明他一定程度上接受這種差異。在開成石經中，《春秋》同一則經文于《三傳》之間，亦存在弒殺異文。如《公羊傳》僖公九年經“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與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穀梁傳》《左傳》均作“殺”。弒殺異文，《春秋》一字褒貶如何可能？可見與陸德明一樣，其中均體現對弒殺混用的寬松態度。

　　由此可見，弒殺混用的語用規則，仍持續至隋唐時期。但與漢代之混用不同的是，此時之混用只限于下殺上，而上殺下則只書“殺”，不再見書“弒”之例。這是對許慎“弒”字涵義倫理化論述的呼應。

　　文獻傳抄難免“魯魚亥豕”，對古籍弒殺異文，段玉裁歸結于“轉寫訛亂”。他據其所歸納的古音韻部立論，認為弒殺古音不同部，不相假借，從而判定凡混用必訛誤。此說雖頗有附和者，但亦遭不少反對之聲。朱珔、馬敘倫便從音韻立論，對段說提出疑問。段氏以后，郝懿行、朱一新等學者仍相信“弒殺古通用”。轉寫訛誤固然無法排除，但當版本差異成為普遍現象時，僅以訛誤解釋顯然難以自洽。弒殺異文的普遍性，說明它在語用上具有合法性，并非全出于失誤。對此，阮元之說值得參酌：“《三傳》之字或有異同，否則以弒為殺，即失《春秋》第一大義。《三傳》大儒不應不嚴一字之誅而錯不較也。”倘若其時弒殺區分如段玉裁所言那般嚴苛，儒者傳抄經傳時不應不嚴加校勘，以致出現大規模異文。段玉裁以唐代以后更嚴苛的“弒”字語義審視唐代以前文獻，如此難免處處捍格。

　　　四

　　唐代是“弒”字語義變遷關鍵而微妙的時期。一方面，弒殺仍然混用，另一方面，“弒”之語義進一步突出其名分性。其間，劉知幾起到關鍵作用。劉知幾說：“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以）上皆謂之弒，卿士已（以）上通謂之殺。”他對《春秋》“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一類說法提出疑問：“夫臣當為殺，而稱及，與君弒同科。茍弒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劉氏之意非常確定：弒—君，殺—臣，一一對應，界限森嚴，絕不混用。這種對弒殺嚴格分判的政治倫理態度，代表“弒”字語義此后的發展。

　　考今本古籍，除若干模棱兩可之處，下殺上多統一書“弒”。這種整齊感便可追溯至唐儒的刻意改訂。唐以前，經籍多有“殺君”表述。《經典釋文》記載了73處“殺君”表述，其中25處底本與別本存在弒殺異文，另外48處底本作“殺”而不載別本。至開成石經便對這些“殺君”表述予以統一化處理：25處弒殺異文僅1處從“殺君”，其他均從“弒君”；48處無異文之“殺君”則均直接改作“弒君”。此前版本的“殺君”表述便淘汰殆盡。史稱石經“立后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后世校訂經籍卻往往據為權威。

　　唐代以后，針對古籍“殺君”表述的訂正，仍曠日持久地開展。如對《春秋繁露》《公羊解詁》的“殺君”表述，凌曙、陳立等便訂正曰“殺當作弒”。其甚者竟至“凡殺字皆改為弒”，將減殺亦誤改為“弒”。這種嚴苛態度，與陸德明不辨弒殺，只注異文的做法迥異。陸氏對弒殺的態度，也被后儒批判。段玉裁斥其絕無裁斷之識、不合正誤之法，并說：“此何等大事，而謂圣人垂世立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春秋》書弒，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這是唐代以后訂正古籍“殺君”表述的出發點，此中彰顯著鮮明的政治倫理。周壽昌毫不諱言地指出：“史筆之嚴全恃此字，不得以古殺弒兩字多相混遂不加勘正也。”盧文弨也道明其中原委：“凡經典弒多有作殺者，后人往往以名分改之，故與陸氏本異。”

　　思想史的演變情節十分復雜，每條思想線索的節點并非迥然分明。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清晰地看到，從許慎到劉知幾到唐以后儒者，關于弒的名分性表達逐漸從弒殺混用中掙脫出來，最終成為關于弒的權威性詮釋。若僅從傳統語言學的范疇去解釋這個變化，可能不得要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