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論壇】

　　作者：徐儷成（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

　　在傳統語境中，“才子”一般用于稱贊富有文學才華之人，又為文學批評家所常用，已經成為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范疇。在多數情況下，“才子”之“才”均作“文才”理解，魯迅將明代人情小說分出“才子佳人”一類，并指出其中“所謂才者，惟在能詩”（《中國小說史略》），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才子”一詞最早出現時，“才”卻并非專指“文才”。《左傳·文公十八年》載高陽氏和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合稱“八元八愷”，是傳世文獻中“才子”概念的最早用例。《左傳》中“八元八愷”的“才”并非在文學方面，而是表現為“齊圣廣淵，明允篤誠”“忠肅共懿，宣慈惠和”的德行與政才。此外，按照杜預注，這里的“子”也不是男子的通稱，而是“苗裔”之意。結合上下文，《左傳》中“才子”之義可以理解為“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苗裔”，與后世“才子”的義涵有較大差別。

　　在漢代，人物品鑒中多見“才子”的稱呼，其含義基本與《左傳》相同，如《后漢書·荀淑傳》載東漢末年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其中“才子”即語出《左傳》，指荀氏家族中有突出品德與政才的子弟。

　　那么，從何時開始，“才子”與《左傳》中的原義脫離了關系呢？這最早可追溯到西晉潘岳的《西征賦》。潘岳作《西征賦》述行懷古，歷數西漢名臣，其中特別舉出“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賈誼出身甚微，家世無聞，不符合“世家子弟”的條件，此處將賈誼稱為“才子”，顯然與《左傳》中的意思有所區別。那么潘岳稱賈誼為“才子”究竟何意？《西征賦》原文將賈誼與“終童山東之英妙”并稱，“終童”出自《漢書·終軍傳》“（終）軍死時年二十余，故世謂之‘終童’”，是針對終軍之年少而言，正與《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載賈誼為博士時“年二十余，最為少”形成呼應。東漢文章常將終軍、賈誼并稱，喻指少年英才，如曹植《求自試表》中“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終軍以妙年使越”，即將終、賈并舉，強調年輕有為。《晉書·潘岳傳》載：“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可見潘岳自己也曾因年少有才被比作終、賈，他對終、賈并稱背后的文化意義自然再熟悉不過。因此，《西征賦》中的“才子”之“子”不再是《左傳》中的“苗裔”之義，而是與“英妙”相對，取“妙”與“子”共同含有的“幼小”義，重點在強調兩人年少成名。

　　《西征賦》是潘岳的代表作，在梁代被收入《文選》，對六朝文壇影響不小。如《梁書·傅昭傳》中虞通之寫詩稱贊傅昭年輕有為，有“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之句，就用了《西征賦》中的語典。不過，《西征賦》中“才子”的用法并未完全脫離政才的范疇，更非偏指文才，真正使“才子”義涵轉向“文才”的關鍵，是《西征賦》將“才子”與“賈誼”綁定的做法。在漢代，賈誼的形象以“賢臣”為主，除了揚雄曾強調其辭賦成就之外，人們主要關注他的學問和政治能力，如劉向認為賈誼“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漢書·賈誼傳贊》），曹丕也認為賈誼“持賢臣之器，管、晏之姿”（《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到了南朝以后，賈誼則越來越多地被當作知名文人來看待，他的“才”也越來越多地被指向文才。《文心雕龍·才略》說：“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任昉《齊司空曲江公行狀》夸贊蕭遙欣“藻斫贍逸，蔚為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攜相如而入室”，提到賈誼時，均將他當作西漢辭賦之士的代表人物，強調其“文才”。

　　在這樣的語境下，用以形容賈誼的“才子”之“才”，也開始指向“文才”。《梁書·劉孺傳》載劉孺侍宴梁武帝，因酒醉賦詩未成，武帝贈詩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梁武帝以“洛陽才”評價劉孺的詩才，顯然是用了“賈生洛陽之才子”的典故。又如蕭子顯《自序》說自己在梁武帝重九宴會上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梁書·蕭子顯傳》）梁武帝在閱讀蕭子顯詩作后將之譽為“才子”，蕭子顯立刻理解到這是將自己比作擅長文學的賈誼，而非以道德政治見長的“八元八愷”，尤其顯示出“才子”之“才”由政才向文才的轉變，在梁朝已經深入人心。鐘嶸《詩品序》稱入選《詩品》者“便稱才子”，亦將“才子”定位為詩才優秀者，這些均與晉朝之前文獻中對“才子”的用法完全不同。

　　南朝以“才子”表示“文才之士”的例子中，最令人矚目的是梁武帝對“才子”評語的頻繁使用。除上述劉孺、蕭子顯的例子之外，可舉出的還有三例：一是《梁書·張率傳》載張率侍宴賦詩后，梁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二是《梁書·到洽傳》載梁武帝命到洽等侍宴賦詩后，“以洽辭為工，……謂（任）昉曰：‘諸到可謂才子。’”三是《梁書·到溉傳》載到藎隨梁武帝在京口北固樓賦詩，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這幾則史料中，梁武帝均是在大臣展現文才之后，將之評為“才子”，且均偏指文才而言。

　　梁武帝對“才子”評語的大量使用，并非心血來潮，而是與他的用人政策息息相關。南朝取士標準，無非才能、門第兩項。齊梁以后，取士“多由文史”（《梁書·江淹任昉傳論》），即使世族子弟，也必須“終朝點綴，分夜呻吟”（鐘嶸《詩品序》），展現出眾的文才，方能獲得美職。在這種風氣下，出身較低的士人想要得到拔擢，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文學上取得佳名。周一良先生指出，梁武帝為打破高門士族對仕宦的壟斷，曾大力改革選官政策，其主要宗旨是在不破壞原有選官標準的前提下，盡量提拔次門、寒門和吳地士人（《論梁武帝及其時代》）。上文中被梁武帝冠以“才子”頭銜者，除蕭子顯出身南齊皇室外，到洽、到藎出身武人世家彭城到氏，張率出身吳人集團，都非高門，但均是武帝想要重用的對象。梁武帝利用自己在文學和政治方面的權威，為寒門子弟冠以“才子”稱號，正是為緊隨其后的拔擢做鋪墊。比如梁武帝將張率評為“才子”之后，一年內便將他升為秘書丞，并特地提醒他“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足為卿譽。”（《梁書·張率傳》）可以看出，武帝有意利用“才子”名號提拔吳人張率，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打破高門對“天下清官”的壟斷。“才子”中的“才”既有《左傳》中“政才”的傳統義涵，又包括《西征賦》和南朝以來“年輕有為”和“文才”的新興義涵，恰好符合梁武帝提拔年輕文才之士出任要職的目的。梁武帝贈張率詩中“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的表述，暗示張率這樣一位后進吳人，可以憑借文學才能在政治上發揮作用，正是對“才子”義涵豐富性的充分利用。

　　在“才子”偏指“文才之士”的用法流行之后，又出現了“辭人才子”的搭配。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自漢至魏，四百余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明確將“才子”與“辭人”并列，定位為詩賦創作者。后來的《文選序》《北齊書·文苑傳序》等文獻中，便均延用“辭人才子”或“詞人才子”代指文才之士。唐代以后，“詞人才子”或“才子辭人”的說法更是在各類史書、筆記、詩文中屢見不鮮，成為固定搭配，“才子”偏指文才的義涵由此進一步固定了下來。

　　綜上所述，“才子”一詞的義涵由《左傳》中僅指“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后裔”轉變為“富有文學才華之人”，其中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西征賦》中“賈生洛陽之才子”使“才子”產生新的意義方向，賈誼形象的變化帶來了“才”向“文才”轉變的契機。梁武帝出于政治考量對“才子”名號頻繁使用，使其“文才之士”的義項被普遍接受。而沈約將“才子”與“辭人”搭配，則進一步固化其指向“文才”的意義。這些因素看似復雜，但都與魏晉以后文學逐漸受到重視、文才在政治與社會中影響力的大幅提升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