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公安機關找回歷年失蹤被拐兒童10932名

　　“團圓”行動照亮家庭團圓路（法治頭條）

　　在四川省綿陽市公安局狹長的走廊通道里，王玉菊（化名）夫婦來回踱著步，焦急地等待著DNA比對結果。

　　32年里，王玉菊夫婦沒有停止過對雙胞胎女兒的尋找。得知公安機關正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團圓”行動，他們馬上到當地公安機關尋求幫助。

　　“每一個失散親人的家庭，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尋親之苦和骨肉分離的思念之痛，都渴望早日找回親人、全家團圓。為離散家庭消除痛苦、實現團圓是我們公安機關的重大責任。”公安部刑事偵查局相關負責人說。

　　2021年，全國公安機關開展為期一年的“團圓”行動，全力偵破拐賣兒童積案、全力緝捕拐賣兒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失蹤被拐兒童。截至2021年12月，已找回歷年失蹤被拐兒童10932名。

　　“看到失散多年的家庭團聚，再苦再累都值得”

　　“沒錯！就是她們！”

　　經過反復的遺傳信息核查和人像比對，最終確認福建汪銀銀（化名）和安徽趙珊（化名）的生物信息與王玉菊夫婦吻合，屬于親子關系。民警胡祥雨興奮地把檢驗結果第一時間告訴了王玉菊夫婦。

　　胡祥雨，來自綿陽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主要負責打拐工作。“團圓”行動開展以來，為了讓群眾尋親更加方便，綿陽公安機關在重點地區成立了3個以打拐民警名字命名的反拐尋親工作室，“胡祥雨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以工作室為依托，截至2021年12月13日，胡祥雨和當地打拐民警一共幫助116個家庭實現了團圓。

　　汪銀銀和趙珊的信息雖然比對成功了，但還有一件事像一塊石頭一樣壓在胡祥雨心里。“找到孩子只是復雜工作的第一步。”胡祥雨說。

　　原來，由于事發突然，汪銀銀和趙珊沒有思想準備，對認親抱有一些抵觸情緒。

　　胡祥雨反復通過短信、電話、微信聯系，并專程跑到福建、安徽，與汪銀銀和趙珊不斷溝通，解釋情況，終于獲得了她們的理解和信任。2021年10月30日，在綿陽公安的見證下，失散32年的王玉菊一家重獲團圓。

　　“感謝你們的辛苦付出，你們真是人民英雄！”王玉菊抱著兩個女兒，激動地對胡祥雨等民警表示感謝。

　　安徽省公安廳刑警總隊“打拐辦”負責人楊菁表示，“雖然大家長期超負荷工作，但每當看到失散多年的家庭團聚，再苦再累都值得！”

　　“每位民警都承擔數項任務，嚴格意義上的專職打拐民警沒有幾個人。大家的任務特別重，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民警依然奮戰在打拐工作第一線，為的就是努力讓更多家庭實現團圓。”楊菁介紹，很多民警發現了線索就住在當地，一遍遍地采集信息、血樣，反復走訪摸排，如同是在找尋自己的親人。

　　“公安機關更加有能力、有條件承擔起這份重任”

　　“團圓”行動中，找到的失蹤被拐人員與親人分離時間最長達74年。

　　“受限于技術條件等原因，以前很多失蹤被拐兒童案件沒有得到及時偵破。隨著DNA技術和人像比對技術不斷發展、公安辦案能力持續提升、打拐工作機制不斷完善，尤其是公安部部署開展命案積案攻堅行動以來，各地公安機關在組織指揮、技術支撐、區域協作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童碧山介紹。

　　人民群眾期盼的，人民警察一直沒有放棄。“現在，公安機關更加有能力、有條件主動承擔起這份重任。”童碧山說。

　　“我覺得差不多了，肯定是這個！”參加“團圓”行動刑事技術集中比對會戰的民警李海燕很自信。

　　2021年5月的一天，天津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刑事技術專家呂游正拿著一張被拐男孩祁吉5歲時的照片在電腦屏幕前仔細做著對比，突然發現一名廣東省汕頭市的男子和祁吉的五官特征高度相似，馬上請李海燕幫忙聯系地方公安機關核查。

　　“通過對祁吉小時候的照片進行技術增強和清晰化處理，我們得到了200多個高度相似的照片，經過兩天不斷甄別篩選，最終找到一個生物特征最符合的男孩，反復比對分析后，最終確認這個男孩就是祁澤華、龍大娥夫婦失散25年的兒子。”呂游說。

　　“人像比對技術之前不成熟，準確率低，沒有大范圍應用在打拐領域，這幾年通過不斷迭代發展，人像比對技術準確率有了大幅提升。”2021年9月，呂游再次參加公安部組織的第二次技術比對會戰，每天依舊工作近10個小時，查看上千張照片，但他覺得很有成就感，“我們甚至還比中過一張被拐兒童的百日照”。

　　同樣參加過技術比對會戰的公安部物證中心情報處處長劉冰介紹，將DNA技術與人像比對技術成功融合，是這次“團圓”行動最大的技術嘗試和突破，得到了“1+1>2”的效果。

　　據介紹，目前，我國DNA檢測技術和數據信息庫建設處于世界一流水平，檢驗方法穩定可靠，識別準確率越來越高，為找到失蹤被拐兒童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成為這次“團圓”行動取得豐碩戰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繼續加大宣傳力度，幫助更多的離散家庭團聚”

　　“團圓行動，免費采集DNA”“圓夢有路助愛回家”“你和你的親人只差一滴血的距離”，在失蹤被拐兒童案件發生的重點地區，經常能看見印有這些宣傳標語的海報。

　　DNA檢測是最終認定失散家庭是否屬于親子關系的唯一辦法。但一直以來，警方掌握的血樣有限，給認定失蹤被拐兒童和父母的親子關系增加了難度。

　　“這次‘團圓’行動的一個重大亮點，就是廣泛宣傳動員群眾積極到公安機關采血，為失散家庭尋親提供破案線索，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安機關為失散家庭找到親人的可能。”公安部刑偵局打拐辦副處長孟慶甜介紹，公安機關充分利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資源，廣泛發動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參與支持，力爭讓更多失蹤被拐兒童父母、疑似被拐人員、身源不明人員了解“團圓”行動。

　　“三十幾年了，本來都不抱希望了，完全沒想到竟然真的比中了。”回想起當時的場景，董然（化名）仍然有些激動。

　　原來，從小被拐賣到上海的董然偶然間看到“團圓”行動相關宣傳，馬上到當地公安機關進行了采血。打拐民警隨即把董然的血樣錄入“全國公安機關查找被拐賣/失蹤兒童信息系統”。功夫不負有心人，最終成功比中四川省蒼溪縣董國梁（化名）夫婦。時隔30余年，董然終于找到了親生父母。

　　“新案好破，積案難辦”是民警辦案的共識。積案破案線索少、技術手段少，偵破很有難度。尤其是失蹤被拐兒童積案，往往涉及好幾個省份，一個小孩可能被轉賣多次，線索很容易中斷。現在重啟這些積案，既要找丟失的孩子，又要重新確立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遇到很多困難。

　　“找到失蹤被拐兒童只是‘團圓’行動的第一步。”孟慶甜表示，“接下來，公安機關將緊盯偵破案件、緝捕犯罪嫌疑人，打擊涉案犯罪各環節，同時繼續加大宣傳力度，幫助更多的離散家庭團聚。”據了解，截至2021年12月，公安機關已經成功偵破拐賣兒童積案350余起，抓獲拐賣兒童犯罪嫌疑人890名。(記者 張天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