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宗師列傳》講述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與事功

　　星河閃耀 文脈綿長

　　作者： 穆鐸

　　唐宋兩代，中華文化群星閃耀。這一時期，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并稱“唐宋八大家”，堪稱是中華文脈中的“最強文化天團”。千百年來，他們的家國情懷和精神血脈，已經與中華大地融為一體，滋養(yǎng)著一代又一代華夏兒女。

　　近日，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推出、央視綜合頻道打造的大型文化節(jié)目《宗師列傳·唐宋八大家》，正在央視播出。節(jié)目以八位文學宗師波瀾壯闊的人生故事為線索，揭秘他們磅礴跌宕的人生故事，展現(xiàn)其文化價值與精神能量。

　　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永不過時

　　《宗師列傳·唐宋八大家》首期播出的是《韓愈篇》，聚焦“百代文宗”韓愈的傳奇人生，引起很多人關注和熱議。韓愈的傳奇人生之所以引人關注，不僅由于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以天下為念的情懷。

　　回顧韓愈的人生，他十三歲前的動蕩坎坷經歷，時代的變遷與家庭的沉浮交織在一起，這不僅沒有讓韓愈消沉，反而使他愈挫愈勇，激發(fā)起對家國強烈的憂患意識，成為人生和事業(yè)的底色。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jié)度推官，累官監(jiān)察御史，晚年官至吏部侍郎，病逝后被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所以世人多稱其“韓文公”，并從祀孔廟。

　　無論人生逆順，韓愈心中掛念著社稷蒼生。比如作為監(jiān)察御史的韓愈看到群眾受災后，毅然為民請命，上疏《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一片為國為民的赤誠之心赫然可見。韓愈因此得罪朝中權貴，被貶到路途遙遠、環(huán)境惡劣的陽山，但是他并未因此消沉，依然廉潔奉公、勤政愛民、積極有為。

　　我們都熟悉韓愈在文化上的成就，其實他在軍旅生涯方面也是頗可圈點——韓愈是“唐宋八大家”里唯一一個參與過行軍打仗的人，蘇軾曾贊其“勇奪三軍之帥”。

　　唐代中后期藩鎮(zhèn)割據(jù)反反復復，導致民不聊生。元和年間，宰相裴度領兵討伐淮西節(jié)度使吳元濟，韓愈為行軍司馬。作為全軍參謀，韓愈不辱使命，征戰(zhàn)中有勇有謀，建議突襲蔡州城。于是官軍在大雪紛飛的夜晚，一鼓作氣拿下蔡州，打得吳元濟措手不及、軍心搖動，官軍很快就取得了淮西之役的勝利。唐憲宗命韓愈撰寫了《平淮西碑》，文釆斐然、大氣磅礴。

　　在《宗師列傳·唐宋八大家》中，展現(xiàn)的是韓愈的另一次軍功事業(yè)。822年，已步入遲暮之年的韓愈憑一介書生之軀，單槍匹馬闖入叛軍軍營為大唐勇退叛將，可謂名副其實的“唐代孤勇者”。面對威脅韓愈毫無懼色，義正詞嚴，以一己之力力挽狂瀾，解鎮(zhèn)州之圍。

　　韓愈的一生始終以天下為己任，勤政愛民、廉潔奉公，他的精神品格流傳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唐宋八大家中，韓愈被公認居于首位。韓愈能夠位列八大家之首，并不單純是他文章寫得多好，而是他面對當時的文化現(xiàn)狀，倡導了唐代古文運動，主張文以明道，目的在于恢復文章正統(tǒng)，將改革文風與復興正道結合起來。比如，他提出“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寫作理論，對當時和后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因此，蘇軾評價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

　　正如節(jié)目組專家韓愈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谷曙光所說，在中國文化史上，韓愈的思想影響深遠，他關于“道統(tǒng)”的主張，被視為“新儒學”即以朱熹為代表的“宋明理學”的發(fā)端。節(jié)目組另一位專家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蒙曼認為，韓愈以一篇《原道》，厘清了自堯舜至孔孟的思想脈絡，并重新闡述了“仁義”的現(xiàn)實意義與重要性。

　　作為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同樣有著社稷蒼生的情懷。王安石任鄞縣(今浙江寧波)縣令時，為了興修水利，讓百姓免受旱災之苦，跑遍整個鄞縣。他以日記的形式詳細記錄了自己的行程：登上高山，查看采石工人鑿石；駕起舟船，考察地貌；親臨開渠工地，檢查工程進展。天色剛曙，他已經踏上征途，夜色已深，他還在路上奔走……

　　所以明代古文家茅坤感嘆：“縣令如此，知非俗吏已。”

　　他們組成了古代“最強文化天團”

　　有讀者這樣感嘆：“這八位大家，如今提起，可能最先出現(xiàn)在腦海中的是‘背誦全文’的字樣，那時忙著交作業(yè)，著急應對考試，或許未能細細閱讀品味，如今再讀，才知我們可能錯過的是中國古代散文史上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一種文字之外的意境！再讀唐宋八大家名句，那里有足以滋養(yǎng)一生的智慧。”

　　那么，唐宋八大家這一團體稱謂是怎么來的呢？

　　概要地說，這一稱謂最早應該源于明代初期朱右所選的《八先生文集》。書中的文章，皆選自于這八個人。所以，《四庫簡明目錄》就曾說：“‘唐宋八家’之目，實始于此。”后來，到了明代中期，茅坤又出了一個文章選本——《唐宋八大家文鈔》。這本書刊行以后，家弦戶誦，影響很大。所以，“唐宋八大家”這一名稱便傳播開來了，一直流傳到今天。

　　谷曙光認為：“唐宋八大家，是中國古代最負盛名的文化矩陣，八位巨匠，既是千古文章之宗師，又是士人安身立命之楷模，更是精忠報國之良臣。他們厚德載物、文以載道，樹立了垂范后世的文采、風骨與思想。”

　　談唐宋八大家就不得不說與他們直接相關的“唐宋古文運動”。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駢文與散文(古文)之爭是一個貫穿始終的課題。駢文講究對偶、押韻、辭藻、用典，其形式之美，是其他文體難以取代的，但過分注重形式、夸耀辭藻才華，往往會掉入空洞無物的窠臼。

　　正是由于對駢體文弊端的反感，在唐代中葉、北宋初中期，都出現(xiàn)過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文學革新運動，歷史上稱之為“唐宋古文運動”。之所以稱作“古文”，是因為這兩次運動中，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人物，都反對自六朝以來的駢體文，主張恢復和發(fā)展先秦兩漢時期散體文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所以，這里所說的“古文”，就是以秦漢文章為典范，破駢為散，可以自由書寫，比較接近于當時口語的、平順自然的一種新型散體文。

　　古文運動的大旗首先由韓愈、柳宗元舉起，到了宋代，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接踵其后，為古代文化帶來了一場影響深遠的變革。因此，韓愈被后人稱為“文起八代之衰”“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宗師列傳·唐宋八大家》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源頭活水，一一展現(xiàn)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與事功、境界與抱負，為觀眾營造了“文心相通、古今共鳴”的文化磁場，實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銜接。

　　正如谷曙光所言：“唐宋八大家是古之遺愛，千載文脈世代傳，寶劍倚天星斗寒！宗師們雖已遠去，卻在天上溫柔地注視著我們。他們是一群高貴而有趣的靈魂，其人其文其品，都值得今人去珍惜、去愛戴、去傳承。”

　　唐宋八大家留給后世的精神滋養(yǎng)

　　“唐宋八大家在歷史上展現(xiàn)出的革新精神、所創(chuàng)立的語言范式以及他們在文字中所流露的生命氣象，感動和教育了無數(shù)海內外中華兒女。”北京開放大學副教授張清華坦言，“在我們今天著力賡續(xù)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新時代，唐宋八大家的精神財富都成為堅定文化自信、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竭源泉。”

　　如果沒有他們，或許后人很難理解“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豁達，會缺少一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豪邁。有了他們的文章，中國文學的天空中增添了一道道璀璨的光芒。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唐宋八大家留給后世的精神滋養(yǎng)，今天的我們該作何領悟、如何吸收？對此，張清華告訴我們：

　　一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都是“有為而作”，他們主張“文以明道”，重視文章的社會作用，反對脫離社會生活的實際。如王安石就要求為文應“有補于世”，歐陽修也認為學者不應該“棄百事不關心”，三蘇、曾鞏皆有志于經世濟民。唐宋八大家的這種立足社會、關心人民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精神，對我們今天的文學寫作仍然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發(fā)意義。二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創(chuàng)作，無一不從先秦兩漢優(yōu)秀的經典作品中汲取營養(yǎng)，體現(xiàn)了對民族文化遺產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他們既善于學習前人的成果，又能推陳出新，別樹一幟，最終在歷史上開創(chuàng)了唐宋散文的獨特風貌，成為我們今天治學與為文的典范。三是唐宋八大家以他們豐富而卓越的創(chuàng)作實踐，在中國文化史上開創(chuàng)了一種自由活潑、平易流暢，而又富于文學形象的散文語言。可以說，我們今天語文課上所講的古代漢語的語法，基本上就是以唐宋八大家以來的古文為基礎而總結出來的語言規(guī)律。

　　唐宋八大家的文化價值，讓我們體會到的是文字之外更重要的精神。韓愈“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的道心，蘇軾“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憂”的丹心；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的豪情……在大江東去中匯成時空的洪流。(中國紀檢監(jiān)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