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通報了河北尚義四臺遺址等5項考古的重要成果。無論是北方新型史前文化的發現，還是邊疆地區祭祀制度、手工業技術發展，抑或少數民族政權的都城建筑營造，考古再次讓人們看到了自古以來中華大地各區域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也再次證明了中華文明兼收并蓄、綿延不斷、多元一體的特質。

　　河北尚義四臺遺址：發現一種新的北方考古學文化

　　四臺遺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面積約15萬平方米，距今10400年至6400年左右。

　　尚義四臺遺址可以區分為年代不同的五組文化遺存，考古學家在第一組遺存中發現了距今一萬年左右的6座半地穴房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張弛認為：“這是四臺遺址最大的亮點，它們是證據最充分的、迄今中國境內考古發現的最早的房子。這就是定居的開始。”第二組遺存中也有4座半地穴房址。這些成組的房址，是北方地區最早的村落定居的實證，表現了人們從舊石器時代那種流動性棲居，向新石器時代早期逐漸定居的轉變。

　　遺址還出土了壓印紋陶器、細石器等遺存，再結合半地穴房址等，四臺遺址的特征鮮明前所未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趙戰護表示，這是北方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可被命名為“四臺文化”。“這是我們北方萬年文化史的最新實證。”他說。

　　第五組遺存出土了一只大口尖圜底罐。趙戰護介紹，在目前國內的報道中僅此一件，但它神奇地體現出與俄羅斯貝加爾地區出土的陶罐在紋飾和器型上的相似性，展現了四臺遺址與更遠的北方文化交流與互動。四臺遺址在不同時期與周邊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收并蓄、綿延不斷的見證。

　　云南晉寧古城村遺址：找到滇文化的一個源頭

　　古城村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是一處商周時期的大型湖濱貝丘遺址，由大量尾部被敲破的螺螄殼與灰土層交替堆疊形成。這些貝類，主要是來自滇池的螺螄。螺螄殼被用來做建筑材料。考古發現了大量被古人食用螺肉后丟棄的碎螺殼，碎螺殼與灰土層層交替堆疊形成居住面或者路面，完整的螺殼也被用來作為居住面下面的墊土層。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周然朝介紹，在房址的周圍，還發現了一類特殊的“螺殼堆”遺跡——由粉色的砂巖粉末和完整螺殼混合形成的一種堆狀的遺跡，平面形狀接近圓形，螺螄堆的東西兩側都有規則的圓形柱洞。“從堆積特征和形式推測，此類遺跡可能和某種手工業加工有關系。”她說。

　　螺螄與滇池區域生活的人們關系密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介紹：“貝丘遺址在云南地區是一種文化現象，南詔起源神話傳說就有和螺螄相關的故事，滇池早期建成傳說也是如此。”古城村遺址厚達數米的螺殼堆積，以及大量獨具貝丘遺址特色的遺跡遺物的發現，再現了湖濱古代先民泛舟滇池，撈螺捕魚的文化景觀，也為全面探討滇文化出現之前，滇池地區的聚落形態、生業模式、族群構成、古滇池環境變遷等重要問題提供了關鍵性證據。

　　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疑似始皇西巡祭祀場所

　　甘肅省隴南市禮縣四角坪遺址是一處秦代大型建筑遺址，專家推測可能為秦始皇西巡祭祀場所。

　　四角坪遺址是人工將原有四格子山山頂削平，形成面積約為28000平方米的山頂平臺。平臺外圍夯筑一圈圍墻，平臺上筑高臺、建廊廡。四角坪遺址由中部方形夯土臺基、土臺四邊正對的四組附屬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屬建筑組成，整體呈中心對稱，每組建筑之間又呈軸對稱。“俯瞰遺址，如同一個編織精美的中國結。”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侯紅偉表示，如此規模、規制的建筑群在國內同時期考古發現中是相當罕見的，推測為秦帝國時期大型禮制性建筑，是中央集權國家統一的標志之一。

　　文獻記載，秦始皇在東巡之前，曾在統一全國次年進行過一次西巡，所到區域為秦的北地郡（今平涼、慶陽地區）與隴西郡（今天水、隴南、定西地區），禮縣作為秦人的祖庭之地亦在巡視范圍。該遺址建筑層級分明、秩序井然，初步推測是一處有著特殊形制和特殊功能，與祭祀相關的禮制性建筑群，很可能就是為始皇帝西巡準備的祭祀場所。對于研究秦代政治、禮儀制度及建筑歷史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寧夏賀蘭蘇峪口瓷窯遺址：這是西夏的“官窯”

　　蘇峪口瓷窯遺址位于寧夏賀蘭山蘇峪口內，為一處西夏時期精細白瓷手工業生產遺址，具有西夏“官窯”的性質。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柴平平介紹，蘇峪口瓷窯遺址是全國瓷窯址作坊遺跡保存最好的窯廠之一。在窯廠周圍發現了作為原料的石英礦、瓷土礦，作為燃料的煤礦，還有作為水源的沖溝，揭示了完整的窯業布局。此外蘇峪口瓷窯遺址還揭露了完整的窯廠遺跡，有石英加工區、成型區（瓷土堆放與拉坯成型區）、施釉區、存儲區（原料存儲、晾坯、倉儲）、燒成區和廢品堆棄區，展示了瓷器生產的“一條龍”。

　　以前在西夏陵、賀蘭山西夏離宮等高等級遺址，以及南宋都城臨安都曾發現過蘇峪口瓷窯遺址生產的瓷器，此次在蘇峪口瓷窯遺址還出土了“官”字款匣缽。專家們綜合推斷，此處遺址為西夏宮廷用瓷的燒造地，具有西夏“官窯”的性質。

　　遺址出土瓷片數量47萬多件，瓷器產品主要為精細白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指出：“過去總說宋代人喜歡青瓷，考古證明，宋朝統治階層、士大夫可能更喜歡白瓷，西夏統治者也喜歡白瓷。西夏官窯生產白瓷，說明西夏雖和宋朝在激烈交戰，但文化上還是受到宋朝影響。”

　　蘇峪口瓷窯遺址作為西夏瓷窯場，在北方傳統窯業技術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南方景德鎮湖田窯等窯先進的窯業技術。秦大樹認為，可能是蘇峪口瓷窯派人去景德鎮學習，甚至可能是景德鎮窯工來此生產，反映出兩宋時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

　　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契丹族“漢化”的皇家建筑

　　遼上京遺址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林東鎮，是遼代五京之一。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漢城兩部分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總面積約5平方千米。

　　遼代是由契丹民族創建的多民族王朝，遼上京是遼代五京中營建最早、地位最為重要的都城。此次發掘的是上京皇城西南部一號大型建筑基址。

　　該建筑在遼代始建時殿身面闊九間、進深四間，前出月臺，遼代改建后殿身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前、后均出月臺。這一臺基規模和開間尺度，均超過目前發掘所見的宮城內宮殿建筑，是遼上京皇城南部區域內規模最大、地表保存最高的建筑基址，說明這座建筑從遼代始建起，就是都城內地位顯赫的皇家建置。

　　考古發掘證實該建筑在遼金兩代經歷過三次大規模營建，三次營建過程中，建筑的軸線位置、朝向和院落規模沿用未變，但三次營建的建筑規模、殿身形制結構和夯土基礎做法均有所不同，體現了建筑時代和等級的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汪盈介紹，一號大型建筑基址所在院落為南向，“這是首次在遼上京皇城內確認遼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對認識遼上京城址布局在遼、金兩代的沿革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遼史》記載，遼上京皇城西南分布孔廟、國子監、寺院和道觀等重要遼代早期建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朱巖石認為，契丹王朝在宮殿等建筑固守自己“坐西朝東”的傳統，另外，也吸納、尊重中原傳統，像南部的孔廟、國子監這些建筑，沒有改變它們“坐北朝南”的特質，這也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歷史進程的生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