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 煒（東北財經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科學決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科學決策必然需要在思想理論和客觀實踐基礎上針對復雜問題開展系統性政策創新。在新發展階段，實現高質量發展所需要的政策創新，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在貫徹新發展理念時處理好完整、準確、全面的關系，在統籌全局性政策時處理好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關系，在謀劃結構性政策時處理好供給側與需求側的關系，在把握政策時度效方面處理好發展質量和發展速度的關系，在協調宏觀政策方面處理好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系。

　　1.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全黨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政策創新，促進高質量發展，首先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促進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創新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協同發力。一方面，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個方面相互貫通、相互促進，是具有內在聯系的集合體，哪個發展理念貫徹不到位，發展進程都會受到影響。政策創新應依照新發展理念的整體性和關聯性進行系統設計，使之協同發力、形成合力。另一方面，整體不等于部分的簡單相加。新發展理念的五個維度不是簡單的疊加，不同維度的發展理念各有其深刻內涵、獨特作用和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需要構建政策體系予以相互支撐。

　　促進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創新必須堅持問題導向，著力于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平衡是結構問題，不充分是量的問題，不平衡是產生在不充分的基礎之上的，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必須在準確理解新發展理念的基礎上，既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提升發展質量。

　　促進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創新必須堅持整體思維，在各地區、各部門、各領域全面而有針對性地落實新發展理念。一方面，新發展理念提出的要求是全方位、多層面的，不僅包括經濟指標，而且涉及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必須把新發展理念貫徹到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另一方面，在全面落實新發展理念時，還要看到各地區發展條件的特殊性和差異性，重視取長補短，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推進，在整體推進中實現重點突破。

　　2.處理好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關系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宏大背景和全局導向，統籌發展全局的政策創新必須兼顧國內和國外、處理好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關系。

　　一是以暢通國內大循環、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為目標加強政策創新。新發展格局中的“大”代表著國內循環和國內市場的規模性、主體性和首位性，意味著政策創新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在國內，應將著力點放在擴大國內需求、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上，貫通國內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關鍵堵點，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行業壟斷、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形成高水平的國民經濟良性大循環。

　　二是政策創新的視角需放眼全球，既解決國內市場融入全球市場的問題，也解決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暢通對接、優化配置國內外資源的問題。政策創新的關注點應是國內國際市場布局、投資分布、商品結構、貿易方式、物流體系等，政策設計的方向應是一體化、雙向化、互惠化。如加強內外貿一體化調控體系，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二者協同推進；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實現協同發展，針對國際投融資市場、物流供應體系中影響生產要素國內外雙向流動的堵點或弱環，形成有效解決對策。

　　3.處理好供給側與需求側的關系

　　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創新，很多時候是在結構性問題上發力，關鍵是處理好供給側和需求側的關系。

　　一是政策創新應有助于在做大增量的基礎上調結構。我國目前推進改革的主線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實施有效的需求管理，因此須避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對需求側要素、體系及其運行關系的負面影響。比如，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供給側的控制碳排放政策如果操之過急，或采用一刀切式、斷崖式的控制，就可能對需求側的投資需求、消費需求造成誤傷。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每一項政策創新，都需考慮到其對需求側可能產生的影響，基本底線是在不破壞或阻滯需求側體系正常運行的基礎上，最大程度發揮對供給側結構性要素的增量促進作用。

　　二是政策創新應有助于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動態平衡。高質量發展要求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釋放供給側要素優化配置帶來的新動能，增強其對發展質量的支撐。生產政策要注意穩定基礎工業品價格，避免生產需求的爆發性增長引發一般價格水平大幅上升；產業政策要與特定產業發展階段相匹配，保持產業本身與上下游關聯行業之間的生態平衡；創新政策要堅持以企業為主體，發揮好金融資源在推動和保障創新上的重要作用；要素市場化政策應有助于傳統生產要素向數字要素的轉型升級，以企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為基礎推動品牌、產品、渠道等方面有序升級；減排政策要引導企業主動適應、主動減排。

　　4.處理好發展質量和發展速度的關系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經濟實現質的穩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必須堅持穩中求進，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在穩中求進中把握政策的時度效，就是選擇好政策實施的時間、拿捏好政策施加的力度和發揮好政策預期的效果，而政策的時間、力度、效果三者結合在一起就決定了發展的質量和速度。高質量發展是發展質量與發展速度并重的穩健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政策創新必須把握好政策的時度效，處理好發展質量和發展速度之間的關系。

　　一是兼顧實現質的穩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提升發展質量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發展質量提升是突破結構性矛盾和資源環境瓶頸，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的必然選擇，政策取向必須有利于提升民生福祉、促進共同富裕、推動綠色低碳和可持續發展。同時保持一定發展速度既是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也是國內發展的需要。從國際看，發展模式和國際競爭力的較量從根本上需要經濟實力和發展動力的支撐。從國內看，保持一定經濟發展速度是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突破關鍵領域瓶頸和抵御各種風險隱患的重要支撐。

　　二是要在提升發展質量中兼顧發展速度。政策創新要有助于明確增長預期。在未來較長時期內，設定合理的經濟增速目標可以起到明確增長預期和找準政策力度的作用。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GDP預期增長5.5%左右，這一目標的提出既是基于近幾年增長趨勢與“十四五”增長目標相銜接所做出的合理預期，也體現出在多重風險挑戰下中央對于保持較高經濟增速的戰略定力和決心。政策創新也應在提升發展質量的過程中有助于釋放不同發展水平地區的增長潛力。率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可以在保持中速以上增長的同時側重于提升發展質量，而相對落后地區應著力將經濟增速提升到中高速，形成合理區域分工格局和經濟發展圈層，不斷縮小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

　　三是在保持發展速度中持續提升發展質量。保持適度經濟增速的要求具有實時性，提升發展質量的要求具有長期性。也就是說，短期來看保持發展速度、克服經濟下行壓力比較重要，長期來看提升發展質量是戰略需要和持續性工程。一方面保持發展速度是提升發展質量的前提和基礎，要不斷夯實發展基礎，有效應對潛在增長率的下行；另一方面在提升發展質量的舉措布局上要注意基礎條件和時序性。有些提升發展質量的舉措會在短期損耗一定的發展速度，盡管這種舉措成功實施后在長期對發展速度有益，但也應考慮多重舉措同時實施的情況下可能對經濟增速造成的壓力過載風險。最關鍵的是要保持住發展速度的韌性，持續穩步地提升發展質量。

　　5.協調好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系

　　當前國內外環境對經濟發展領域的沖擊復雜多變，對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未來宏觀政策制定和實施必須加強頂層設計，通盤考慮、統籌協調、聯合發力，尤其是處理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關系。

　　加強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強度與結構配合。應發揮財政資金對有效投資的引導作用，用好政府債券，加大對基礎設施、制造業等領域投資的重點支持；保證財政支出強度，加大惠民生補短板等投資，適度超前開展新基建投資。發揮好貨幣政策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加大對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領域支持力度。

　　提升財政和貨幣政策服務實體經濟的針對性和精準度。著力解決實體經濟面臨的關鍵需求，切實降低實體經濟發展成本，加大對困難行業的稅收減免和補貼力度。利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實現對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先進制造業、高科技企業、碳減排等關鍵領域的信貸精準投放，降低企業綜合融資成本。繼續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促進金融、科技、產業發展良性循環。

　　保持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戰略定力。充分認識西方發達國家財政金融政策的外溢效應，做好政策應對。密切關注大宗商品市場，積極主動保供穩價，防范輸入型通脹風險。保持我國財政和貨幣政策自主性。根據國內經濟形勢和物價走勢，把握好政策實施的力度和節奏，堅持跨周期與逆周期調節有機結合；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穩定。

　　增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規范化和法制化水平。財政政策應重點從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的角度進行改革，從制度上平衡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規范債券管理機制；創新地方債務治理機制，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的審核、評估和監測；厘清舉債責任，防范金融財政化傾向，避免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交織。貨幣政策應堅持金融市場化、法制化原則，嚴格限制地方政府干預本地金融市場、干預金融資源配置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