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香一品】

　　作者：陳建功

　　本想正襟危坐地寫一篇讀后感，卻無論如何也做不出。

　　不僅因為這本書的作者王鼎鈞先生比我年長很多，聲望太大，而且因為他頑皮得像少年。比如，他在過90歲生日時寫道：“活到90歲，稅務局都不再‘例行’抽查你的所得稅了，你還有什么大筆收入可以隱瞞？警察局也不會認為你有‘犯罪之虞’了，你還能去犯啥罪？活到90歲，人家辦喪事，連訃告都不敢發給你，你老翁忽然在殯儀館大廳出現，吊客難道不會抱頭鼠竄？活到90歲，牧師也不會再上門傳教了，你的理想信念，要改也難；想改，時間也不夠了……”嗚呼，鼎公已這般“油鹽不進”，我輩若還道貌岸然，之乎者也，豈不淪為笑柄？

　　鼎公的《靈感》一書是早就讀過的，時間應是上世紀80年代。鼎公在《靈感五講》的序言里也提及，說當時有人說《靈感》是“臺灣第一本手記文學”。我當年的讀后感受則是，這是步入文學之門的“動作示范”。就像少年時上武術課，教頭總要先給你做個示范，告訴你伸胳膊蹬腿可以這般風采。這是鼎公寫作生涯中積累下的“思維花樣”，讓你在忍俊不禁、神清氣爽中向文學皈依。他給咱演示的，不是少林詠春的套路，而是文學的靈感何以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閃展騰挪，開枝散葉。胡謅八扯，涉筆皆趣。有人生感悟的深邃，有逆向思考的得意，有捕風捉影的滋味，有俏皮機智的打趣……你想，幾十年前他就讓《賣油郎獨占花魁》穿越至今天，把《白蛇傳》人物關系顛來倒去，乃至把文學比作打麻將，把寫作比為煎炒烹炸，甚至把酒席上的閑談雅謔，也記作“靈感”：

　　有位作家的太太不識字，作家決心給她“開蒙”。在桌子上貼上“桌子”，在電燈旁貼上“電燈”，太太漸漸就認得了。不久，家里的物件幾乎貼滿了。作家就想，怎樣讓她識得“愛”字？只好抱著太太親嘴兒。“兩個人親熱了一陣子，太太總算是把這個字記住了。她說‘認識了這么多字，數這個字最麻煩’。”

　　類似故事在某些人眼里是“登不得臺面兒”的，在某個時代還得扣上“有傷風化”的帽子。讀到這節便想，或有人會對鼎公如此津津樂道不以為然，那么其人肯定是不能吃文學這碗飯的，也當不成好的批評家。其實這故事演繹的，是“街談巷說”“擊轅之歌”乃至“匹夫之思”都不應輕棄的道理。鼎公曾經自述如何在“寫實主義當令”的風潮中，在時髦理論的喧鬧中，在“計劃寫作”“意志寫作”中，如何尋覓“自我”，逐漸“從別人的靈感中來，到自己的靈感中去”的心路歷程。讀到他的“靈感示范”，忍不住戲仿先生所言，這就是教我們如何“從鼎公的靈感中來，到自己的靈感中去”呀。等到鼎公講到后人如何續寫《紅樓夢》，《祖德謀殺案》的結局如何被劇作家們花樣翻新之時，他已忍不住直抒胸臆了——“層出不窮的靈感、爭奇斗艷的靈感、匪夷所思的靈感、離經叛道的靈感，還包括‘良莠不齊’的靈感都了不起！”

　　這次出版的《靈感五講》，不僅收了這《靈感》，而且收了《靈感補》。不僅可感受鼎公一如既往的海闊天空，而且能讀到他又經近40年的“慢鍛閑敲”而特別寫成的“五篇有系統的論說”，即“靈感五講”一輯。斗膽妄評，這真可以說是常讀常新的一輯，它與《靈感》可謂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用時髦的詞兒“高屋建瓴”以概之，亦無不可。

　　“靈感五講”一輯從“原型”“模仿”“結構”“比喻”“造句”等話題，展開了由靈感進入創作的理路和方法。用鼎公自己的話來說——“靈感可以由‘天啟’得到，也可以由實踐得到，天啟不可說，實踐有理路、有方法”。對這理路和方法的歸納，所用仍然是“鼎公言說”的風格，“談文學不忘趣味，書里面隨處布置小穿插、小零碎，摘出來的都是街談巷議的調味品，此書也可以當閑書看”。為這平易、閑散，為這趣味橫生的話風而傾倒，卻只是給老人家戴上“高屋建瓴”的“高帽兒”，的確有點不好意思。

　　這詞兒聽起來已經味同嚼蠟了。有的人不僅糟踐了這詞，連“高屋建瓴”的真模樣都給破壞了。比如讀過的幾篇文學論文，開口便是“海德格爾說”，或“羅蘭·巴特說”，仿佛這么著才能“勢不可擋”。這讓我忽然想起一件舊事，是幾十年前的事了。當時一個著名的導演——直至現在也還著名著——拍了一部人皆喝彩的電影。有關部門為此召集了一個聲勢浩大的電影研討會，官員、制片人、導演、主演……當然也少不了文藝理論家和文學評論家。會議熱烈而喜慶，少不了美譽如潮，更少不了“高屋建瓴”。那個年代，各種“主義”是時髦的，國門初開，懂的、不懂的、半懂不懂的，不扯上弗洛伊德或巴贊，都顯得不夠檔次。那些熱情洋溢的贊美中，自然也少不了援引某某“主義”，作為影片思想深邃、藝術高超的佐證。如有位理論家說，主人公往高粱的渥堆上撒的一泡尿，恰恰表現為弗洛伊德主義的融注；另一位則說，某個鏡頭某個畫面，那就是活生生的安德烈·巴贊呀……贊頌之后，是那位成功的電影導演致答謝詞。在謝了領導謝了嘉賓之后，導演說：“特別是電影理論家和批評家們抬舉我，說我的電影融入了那么多主義，我當然不能謝絕。夸咱嘛，能拒絕嗎？當然我也得老老實實地承認，我沒有那么大學問。往高粱渥堆上撒一泡尿，也沒想到弗洛伊德那兒去，我哪兒懂弗洛伊德啊，我就覺得撒了那泡尿，痛快、過癮、邪性，也就讓中國人的血性撒回歡兒而已……”

　　這種“高屋建瓴”的高帽和創作者“敬謝不敏”的無奈，一直延續到今天。

　　在一些人眼里，所謂“高屋建瓴”，就是時髦名詞的轟炸，是狐假虎威的高頭講章。而“老僧只道尋常話”，也就是“尋常話”而已，何如“掉書袋”“引經典”高深？他們不懂得深入淺出的妙處。比如讀《靈感五講》時，以我之淺陋，也讀得出鼎公在原型批評理論、比較文化學、創作心理學等諸多理論的造詣，當然，因為怕自己也和那些影評家一樣，遭遇鼎公“敬謝不敏”的尷尬，茲不詳列。讀《靈感五講》，感受到鼎公平易中深藏的學養，素樸下蘊含的豐茂，而這深邃，皆以生龍活虎的實踐品格，以創作心理的微妙把控，以信手拈來的作家作品為例證，呈現在我們面前。比如文章里談到靈感與作品的關系——“靈感是忽然而至，而作品是慢慢營造”；談到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內容決定形式”，而有時候“形式也決定著內容”；談到由比喻到象征的演變；談到造句的“新與變”……無論你多么高深，關鍵你得戳中讀者的爽點；無論你有多少才學，關鍵你得撩人心弦。因此，以為嘆賞鼎公“高屋建瓴”，不如說此書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談藝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