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敏學（紹興文理學院藝術學院副教授）

　　少年時代，焦裕祿便顯露出音樂天賦。在家鄉山東淄博博山縣第六高級小學雅樂隊，他學過小號、二胡，尤擅二胡演奏。在女兒焦守云眼中，“當時父親有些文藝范兒，他二胡拉得非常好，舞也跳得好，還是個出色的男中音”。

　　焦裕祿對紅色音樂情有獨鐘，行軍路上，他領唱誕生于萊蕪大捷的《打得好》等隊列歌曲，使全隊官兵激情迸發，士氣大振。他還主演過與歌劇《白毛女》齊名的紅色歌劇《血淚仇》，扮演貧農的兒子王東才。

　　1948年元月的一天晚上，淮河大隊一中隊排演的《血淚仇》在河南省鄢陵縣北彪崗村公演，鄰近十里八鄉的數千群眾都趕來看戲。源自舊社會中國鄉村黑暗現實的劇情，撲面而來的濃郁民族風格，深深感染了觀眾，臺下哭聲、吼聲響成一片。

　　有評論指出，歌劇《白毛女》《血淚仇》流行廣、影響深，原因在于選擇了群眾所熟習的所容易接受的形式，自然能夠引發焦裕祿和群眾的共鳴。據焦裕祿南下戰友、河南密縣原縣委書記董照恒回憶：

　　那時大隊辦了一個行軍快報，編委會叫我找焦裕祿同志談談，問他為什么把這個戲演得這樣好。他說：“我是窮人，王仁厚一家的悲慘遭遇就是我的悲慘遭遇。我本不會演戲，但像這樣的戲不用人教我也會演，要說是演戲，倒不如說是我自己在控訴舊社會。”他又說：“老董啊，你知道這是黨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我是個共產黨員，我怎么不去做呢？盡管我不會，我可以學嘛！只要是黨需要我做的事情，我要克服一切困難去完成。”（董照恒：《演好生活的大戲》）

　　后來在大營區領導土改工作時，焦裕祿還組織了一支文藝宣傳隊，指導大家排演《血淚仇》。“焦區長總是拿著一把胡琴，從村里來到學校進行指導，他能拉會唱，會導演，也會當演員。”（陳振旺：《打得好來打得好》）《血淚仇》在大營區各村巡回演出，徹底扭轉了土改工作的局面。

　　在彭店區、大營區工作期間，焦裕祿親自教當地群眾、革命干部唱革命歌曲：

　　一天，他把我領到劉庚申家，教我學唱《白毛女》選段“北風吹”。他一句一句地耐心教，我一句一句地認真學，不大功夫，我就能完整地唱下來了。從此以后，我沒事就去找焦裕祿學拉板胡，學唱革命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大刀進行曲》等都是焦裕祿手把手教會我的。（張弗五：《多才多藝的指導員》）

　　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全校300多名師生集合在操場，請焦區長教唱革命歌曲《打得好》，這首歌一共分為四段，我現在還會唱呢：（歌詞略）。焦區長說：“《打得好》這首歌在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瓦解敵人，鼓舞軍民斗志上發揮著巨大作用，我們要帶著革命感情、階級感情學唱這首歌。”焦區長先把歌詞寫在黑板上，然后開始教唱，他教一句師生們跟著學一句，到了第三遍，他大聲唱，師生們小聲唱。第五遍時，師生們大聲唱，焦區長小聲唱。一節課的時間我們就學會了這首歌，師生們非常高興。（陳振旺：《打得好來打得好》）

　　1950年，尉縣蔡莊區團干事朱廣耀與焦裕祿同在陳留專區干訓班培訓五個月，“每逢周末，焦裕祿都會給我們演奏并伴唱《南泥灣》《東方紅》和歌劇《白毛女》中的很多選段……我和好多學員跟著他學會了《大刀進行曲》《團結就是力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許多革命歌曲。在一次聯歡會上，焦裕祿懷著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懷著深厚的階級苦民族恨演唱了歌劇《血淚仇》”。（朱廣耀：《難以忘懷的同學情》）焦裕祿教尉縣縣委書記趙仲三的警衛員毛世功唱《白毛女》選段“北風吹”，還教會了他《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國際歌》《大刀歌》《游擊隊歌》《義勇軍進行曲》等經典紅色歌曲（毛世功：《焦裕祿教我識字唱歌》）。

　　為做好宣傳鼓動工作，焦裕祿把革命道理、黨的方針政策編成順口溜、歌謠、快板書等，以群眾語言和民間形式對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它們對共產黨爭取群眾、宣傳政策起到了任何其他武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焦守云：《我的父親焦裕祿》）在河南尉氏縣彭店區人民政府的成立大會上，焦裕祿自編了紅色歌謠：

　　正月十四日子好，彭店區部成立了。告訴大家要知道，有冤有仇都來報。

　　焦裕祿在當地建立了保田隊，用歌謠號召勞苦大眾熱愛毛主席和共產黨，積極參加土改斗爭：

　　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人民得解放。分了土地又分糧，身上穿著新衣裳。撥開烏云見太陽，窮人盼來了共產黨。斗地主，分田地，窮人過上好日子。

　　他還編了一首《槍桿歌》，給群眾講解“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革命真理：

　　槍桿是個寶，革命少不了，靠它奪印把，土匪被打倒；槍桿是個寶，堅決要握好，靠它翻了身，反革命被打倒。

　　記者馮健在焦裕祿家鄉采訪時對焦裕祿的文藝潛質和才華印象頗深，說如果他不從政，將會成為一名優秀的文藝工作者。正是在紅色音樂潛移默化的熏陶下，這位隨解放軍南下的文藝青年，毫無保留地將自己出類拔萃的藝術才華以別樣的方式奉獻給人民群眾。

　　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里有這樣一個細節：一個大雪天，焦裕祿帶著幾位年輕的同志下鄉訪貧問苦，“踏著積雪，一邊走，一邊高唱《南泥灣》”。據與焦裕祿長期共事的徐振東回憶，除了唱歌劇，焦裕祿還能唱二簧、京劇、呂劇、豫劇等不少劇種，拉二胡也有一定功底。他下鄉有“四必帶”，二胡便是其中之一，他說：之所以帶二胡，一是音樂是群眾喜聞樂見、生動活潑、感染力很強的宣傳教育武器；二是可以借助音樂活躍同志們的情緒，豐富下鄉生活，振奮工作干勁；三是經常不斷地練習，可以提高音樂技能，更好地為大家服務。他還專門編過一首治理“三害”的歌謠，從治理“三害”的意義、決心到治沙、治水、治堿的具體方法等逐一予以通俗易懂的講解，被譽為“嘔心瀝血為人民服務的杰作之一”。

　　焦裕祿還讓縣團委的青年干部要帶頭學會唱歌，“要朝氣勃勃，不要死氣沉沉”，教蘭考縣民兵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他還以自己早年演出紅色歌劇的經歷，鼓勵蘭考縣干部放開手腳，勇敢實踐：

　　我剛到河南，農村正準備搞土改，群眾很不好發動，就編戲宣傳。我還演過戲呢，我演過《血淚仇》，在《白毛女》里我當過楊白勞。你只要帶著階級感情演群眾就會痛哭……所以說要鉆研吶！（任彥芳：《我眼中的焦裕祿：1965—1966年采訪手記》）

　　紅色音樂也是焦裕祿對子女進行思想教育的鮮活素材，據焦守云回憶：

　　他帶著我們看兒童劇《馬蘭花》，還教我們唱：馬蘭花馬蘭花，風吹雨打都不怕，勤勞的人在說話，請你馬上就開花。帶我們看電影《紅孩子》，和我們一起唱主題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此處記憶有誤，這首歌是電影《英雄小八路》主題曲，電影《紅孩子》主題曲是《共產兒童團歌》）。教育我們愛惜糧食，經常帶我們唱《我是一粒米》：我是一粒米呀，長在田野間，農民伯伯種下我，多么不容易。在我的記憶中，這段時光是最美好的。父親離開我們幾十年了，我們兄弟姐妹六人無論在何種崗位上，都勤勤懇懇工作，老老實實做人，父親對我們的影響歷久彌深。（焦守云：《我的父親焦裕祿》）

　　今年是焦裕祿百年誕辰。當年焦裕祿手植的“焦桐”已然亭亭如蓋。焦裕祿演出、教唱過的紅色音樂，與他的精神一道化作永不褪色的紅色基因，凝聚起實現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磅礴力量，迎來了千頃澄碧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