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良中（重慶師范大學教授）

　　作為中華民族的元典之一，《尚書》不僅在建構中華民族精神層面有重要價值，其在東亞文化圈的重要作用亦不容忽視。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尚書》流入西方世界，成為西方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管道。

　　　《尚書》東傳與東亞文化圈的建構

　　作為中國文化的核心要素的《四書》《五經》形塑著中華民族的價值體系，也塑造著一個民族的影響力。蘊含著豐富治國理政思想的《尚書》及由其闡釋史建構起來的理論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政治、文化、教育等，其早期傳播對東亞文化圈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尚書》東傳由百濟入日本，漢籍傳入朝鮮半島約在漢代，而由半島傳入日本約在公元6世紀初。秦代南傳入南越，作為其文化載體的典籍與內地相同。

　　韓國成均館大學編纂的《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是了解中國經典對朝鮮半島文化影響的重要史料，該叢書匯集了14世紀至19世紀中期朝鮮半島的經學文獻，《尚書》文獻有22冊，與中國同期《尚書》學同調異趣，朝鮮半島《尚書》學思想上宗蔡沈《書集傳》，承宋明理學理路，討論天理人欲之辨、心性論、道統等問題。方法上，承宋以來辨偽路徑，重視《尚書》辨偽并取得了豐碩成果。內容上，多《洪范》著述、科舉用《尚書》義擬題著作及《堯典》“期三百”的天算著作，這與箕子入朝的古史、科舉取士及西方天算知識傳入相關。近現代以來，以經典為核心的儒家文化遭受質疑否定，半島專門研究《尚書》的學者很少。

　　《尚書》在日本的傳播，文本上最早是鄭玄注本，由百濟傳入，今已不存。平安時代以來，日本以習偽孔安國《尚書傳》為主，亦有很多唐隸古定寫本，對《尚書》文字研究有重要價值。14世紀，清原良賢引入蔡沈《書集傳》。研究方法上，日本早期接受《尚書》的方式主要是傳抄、訓點、授讀，至平安至室町時期逐漸形成中原氏家、藤原氏家、清原氏家等傳經世家，各有秘說，主漢學訓詁章句路徑。十四世紀，《書集傳》引入，開漢宋兼采新風。十七世紀，伊藤仁齋、荻生徂徠漸重漢唐經學，考辨之學興起，山井鼎《尚書古文考》考訂了《尚書》誤字誤句，伊藤仁齋有《古文尚書》疑辨之偽等。19世紀，西學涌入，日本《尚書》經學性質漸漸淡化，而成為了歷史學、哲學、語言學、文史考辨、文獻書志等人文學科研究的史料，林泰輔《周公及其年代》開啟《尚書》為史料的先河，平崗武夫《經書的成立》闡述了《尚書》作為中國文化樞紐的地位，松本雅明《春秋戰國時期〈尚書〉之展開》討論了《尚書》學變遷，加藤虎之亮《皇道所見之書經》、中江丑吉《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等借《尚書》尋繹中國古代思想。但對《尚書》經文的注解和譯讀仍是日本學界研究重點。在傳播上，《尚書》在日本有由宮廷、寺院壟斷走向民間的歷程。

　　儒家典籍公元前3世紀傳入南越，趙佗“以《詩》《書》而化訓國俗”。東漢末年，交趾太守士燮通《尚書》大義。六朝時，南下交州避難士人許慈、程秉皆通《尚書》。仿唐宋科舉，李朝于1075年開科取士，其后陳朝取士大略與宋元經義取士同。黎朝于1467年設五經博士，國子監生“專治《詩》《書》者多”。阮朝時，《四書》《五經》成為了士人的基本讀物。今存有黎貴惇著《書經衍義》，摘《尚書》各篇關鍵處略加解說。以《尚書》為代表的《五經》在東南亞的傳播及影響尚待深入研究。

　　東亞文化圈王朝時代，《尚書》是國家教育的核心內容，人才選拔的依托，主流意識的重要構成，其學術流變與作為東亞核心的中國基本一致。在闡釋路徑上，由漢學、宋學到考據之學，經典的闡釋成為一種民族文化建構、價值塑造的資源，由此形成共同文化認同。西方學術方法融入的近代，作為經學文獻的《尚書》成了中國歷史、文化、語言學等人文學科研究的史料，傳播方式上由國家教育轉為個人研究愛好，影響力急劇下降。

　　　《尚書》西傳與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經典作為一個民族的文化載體，文化的交流需要借助其傳譯和闡釋。西方傳教士的到來，開啟了中國文化西傳的歷史，作為承載中國文化精神的《五經》開始與西方文化碰撞交流。

　　法國傳教士在《尚書》西傳中用功頗多，明代天啟六年（1626年），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將《五經》譯成拉丁文刊于杭州，成為中國最早刊印的西文譯本。康熙朝，傳教士馬若瑟著《經傳議論》，其中選譯有《尚書》。1770年法國漢學家宋君榮據滿文《尚書正義》翻譯成法文，又著《〈書經〉中的天文學》，開啟《尚書》專題研究。法國傳教士蔣友仁譯《尚書》為拉丁文，傳教士顧賽芬譯《書經》為拉丁語和法語。

　　英語世界，1840年，以美國傳教士文惠廉選譯《尚書》為開端，1846年，英國學者梅赫斯特翻譯《書經》，提出了殷商遺民東逃美洲建立了墨西哥的觀點。1846年麥都思以漢英混排、直譯加注方式完成了第一個全譯本《書經》，1849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又英譯《尚書》，最有影響的是1865年王韜幫助英國漢學家理雅各完成的《書經》譯作，中英學者的合作使傳譯質量有了很好保障。理雅各英譯了儒道重要典籍，為將中國文化系統傳遞到西方作出重要貢獻。1904年英國漢學家歐德有《尚書》譯本，1950年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有《書經譯注》。

　　俄羅斯漢學家西韋洛夫分別于1822年和1841年推出了《尚書》俄語譯本。2014年，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推出《尚書》俄文全譯本，吸收了不少《尚書》研究的當代成果。

　　《尚書》在西方傳播由文本譯介到思想文化研究，經書成為西方了解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管道。中國文化在西方的接納有一個變化過程，17、18世紀的歐洲對剛傳入的中國文化充滿熱愛，卷起過一場中國熱。但在應對西方工業文明失敗的19世紀，中國文化價值在西方受到批判，二戰之后西方又重新審視中國文化的價值。漢籍在西方的傳譯，內容上由經、子轉向史、集，并向現當代作品拓展；思想上由基督教經院哲學闡釋的誤解到對中國文化的真切理解；傳譯隊伍上，由以傳教士、外交官為主體逐漸轉向漢學家、海外華人、職業翻譯家。

　　《尚書》作為中國上古史和治道之書，曾經深刻地影響著東亞文化。在東學西傳過程中，是西方了解研究中國的重要文獻。今天，這些民族元典有效的傳播和對其價值的深度發掘，是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建構大國氣象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方式，推進以文化價值多元化為根柢的世界多極化建構。有意識地選擇構成中國文化核心價值的經典系統、組織專家學者加以傳譯，應當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手段。翻譯界與經典研究專家、經典研究專家與漢學家應當很好合作，推介高質量成果，在世界格局中建構中國文化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