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立志（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詩經》的結集，漢代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刪詩之說，后世引發長期的爭論，從違雙方論爭紛紜，聚訟不斷。學者時或蹊徑獨辟，倡言新說，清儒方玉潤提出兩次成書說，認為第一次編集出于周朝樂官，第二次編集出于魯國樂師。近時學者繼踵而上，劉毓慶、徐正英、馬銀琴、曹勝高諸先生相繼提出過一些富有啟發性的見解。如劉毓慶先生以為《詩經》經過三次重大編輯整理，一是周宣王時，所收皆為典禮之詩；二是周平王時，所收主要是變雅和三衛詩歌；三是孔子手定，增加變風與魯、商二頌。馬銀琴先生則認為《詩》本身的形成史經歷有周康王、周穆王、周宣王、周平王東遷后及孔子五個重要的整理階段。但由于傳世材料有限，相關考論大體依據邏輯推理，多使用默證，辯難推敲，缺乏實證性材料。近年來，隨著諸多簡帛文獻的發現與公布，《詩經》研究迎來新的契機，舉凡甘肅武威漢簡《儀禮》、安徽阜陽漢簡《詩經》、上博簡《孔子詩論》、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詩經》等，皆是極其珍貴的第一手材料，足以助益我們重新認識與把握《詩經》的輯集問題，顛覆舊有的認知，形成全新的觀點，即先秦時期《詩經》曾經多次輯集。

　　將考古發現的先秦和漢初簡帛資料中的《詩經》文本與傳世的毛詩對校，不難發現它們在文字、章句、題目、篇次、分類等方面皆存在諸多歧異，無法納入同一版本體系。

　　簡帛文本與傳世毛詩相較，文字方面出入的例證極多，如《商頌·長發》“不競不絿”，郭店楚簡《五行》引作“不挺不樛”，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兩次征引，分別作“不勮不救”“不勮不（見上圖）”。《小雅·小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一語的末三字，郭店簡《緇衣》引作“氏貞植”，上博簡《緇衣》作“是正植”。毛詩篇名《南有樛木》《柏舟》《綢繆》，阜陽漢簡《詩經》分別作《南有朻木》《柏州》《淍穆》。

　　簡帛文獻提及的《詩經》文字還有一些無法與傳世本進行對照。如上博所藏《詩論》引《大雅·皇矣》詩語“帝謂文王，予懷爾明德”，今傳毛詩本無“爾”字，《墨子·天志下》則引作“予懷而明德”。安大簡《詩經·汾沮洳》“其美如玉”，毛詩作“美玉如”。傳世文獻之中亦有類似情況，《禮記·緇衣》第十七章引詩《小雅·節南山》：“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毛詩作：“誰秉國成，不自為政。”這三個例子僅為一個虛字的差異，并非關鍵字眼，似乎不足以證成文本來源的差異。

　　客觀說來，上述異文并不足以構成結構性、顛覆性差異，或可據以論定諸本關系為“同源異流”，傳抄訛變，但是詩文章句迥異例證確然存在，不乏其例，恰構成反證，足以推翻這種觀點。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詩經》提供了幾則極其珍貴的例證，如《召南·騶虞》一詩，毛詩二章，安大簡載錄文本為三章；《魏風·葛屨》，毛詩二章，第一章六句，第二章五句，安大簡載錄文本則是第二章為五句；《秦風·小戎》一詩，第二章與第三章之次序與毛詩正好相反；《秦風·無衣》，安大簡殘存“曾子以組明月將逝”，不見于毛詩，且據其簡容字面積推測，其詩篇與毛詩差異較大。歧異如此之大，如果說這些詩篇還是可以歸于毛詩系統，前后一脈相傳，說服力確實比較微弱。

　　有的詩作或有可能是全篇皆未被毛詩載錄。《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云：“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杜預注曰：“《河水》，逸詩，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國語·晉語四》亦記載“公子賦《河水》”一事，“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韋昭注則云：“‘河’當為‘沔’，字相似而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今傳毛詩《小雅·沔水》有詩句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杜預與韋昭持論大不相同。明代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支持杜預之說，以為“‘河’‘沔’字形雖相似，不應內外傳兩書同誤”。許志剛先生也指出，“重耳所賦未必為逸詩。重耳在外流亡了十九年，最后到秦，得到強有力的幫助。這次的享禮就是進一步鞏固他們之間同盟關系的良好契機。為此，他在賦詩之時表示永遠不忘記秦的幫助，要像水奔流入海那樣，心系秦庭。由此看來，杜注取義于‘朝宗于海’庶無大過。僅就‘朝宗于海’一句而言，《詩經·沔水》有之。然而，全詩多批評‘邦人諸友，莫肯念亂’，重耳賦此詩，不免有點違背‘歌詩必類’的原則”。上博簡《孔子詩論》所載詩歌篇名共六十篇，內中數篇不見于毛詩，其中就包括《河水》一篇。據此而言，杜預之說不能輕易否定。

　　詩篇題目方面的差異即同詩異名現象，更不容忽略。《國語·晉語四》記載秦伯享晉公子重耳，賦《鳩飛》。《鳩飛》之名不見于毛詩，韋昭注曰：“《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同一首詩，卻有《鳩飛》和《小宛》兩個題目，這讓人費解。或者此處“鳩飛”二字不能施以書名號，僅是概括用典，一如《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以“白圭”隱指《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語。但這僅為臆測，目前尚不能排除《鳩飛》《小宛》為同詩異名之說，因為簡帛文獻與傳世典籍之中類似例證并不乏見。《左傳·昭公二年》記載季武子賦詩“《節》之卒章”，今毛詩本作《節南山》。《十月之交》鄭箋亦云：“《節》刺師尹不平。”《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引其詩句“式夷是已”，盧辯注：“此《小雅·節》之四章。”此例或可以繁簡稱名視之，但是簡帛資料的例證卻無法回避。《小雅》之《十月之交》，上博簡《孔子詩論》作《十月》；《小雅》之《無將大車》，上博簡《孔子詩論》作《將大車》。這種一詩兩名或多名的現象，如果說是同一學派所為，顯然有違常理。

　　簡帛《詩經》文本中的詩篇次序排列與毛詩也頗有不同。如安大簡《詩經》中的《魏》包括十篇作品，以《葛屨》為首，其余九篇皆屬于毛詩之《唐風》，但篇次又異于《唐風》，《揚之水》置于《山有樞》之前，《有杕之杜》置于《羔裘》之前，《無衣》置于《鴇羽》之前。差異如此之大，根本不可能是出于傳抄筆誤，只能是出于不同的版本體系。

　　在三百篇的分類排列方面，簡帛文獻也給世人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毛詩分為十五國風、二雅、三頌。江林先生探研《左傳》引《詩》，提出“在春秋前期，季札觀樂之前，《詩經》還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傳本，還處于一個不斷在增編與發展的時期”。這個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證據略嫌單薄，出土簡帛正好提供了補證材料。綜合比照季札觀樂所見文本、安大簡《詩經》與毛詩，其分類與組合情況如下：

　　季札觀樂演奏次序：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小雅、大雅、頌。

　　安大簡次序：周南、召南、秦、某、侯、鄘、魏風。

　　毛詩次序：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小雅、大雅、頌。

　　三種文本內部安排大不相同，就版本學意義上來說，根本不可能屬于同一系統。

　　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其事之系年或有紊亂，此不贅言，但既稱“周樂”，則此音樂演出依據之文本當出于周王廷之樂官編集，且季札觀樂活動持續時間未久，若一如毛詩三百之數，當持續數天，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全部完整演奏一遍。據此可以推斷，魯國樂工所持《詩經》文本不同于毛詩，兩者分類編次不同，篇目數量亦有迥別。安大簡時代為戰國。安徽阜陽城郊雙古堆出土西漢早期《詩經》竹簡，時代當在西漢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距西漢開國不到五十年，其淵源當是戰國時期之文本，或者如學者所言，極可能是戰國時期楚國流傳的一個本子。如此，則先秦時期，縱向說來，《詩經》至少出現過四個本子，即西周樂官整理本、孔子刪編本、安大戰國本、阜陽漢簡源出之戰國本，三百篇先后輯集過不止一次。諸本在分類編排上存有程度不一的沿襲性，其間的差異是不是出于地域性還尚須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