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之學，以《易》為宗，非獨其思想可稱為易學哲學，其流傳于世的幾十首詩作中也不乏濃厚的易學色彩——易學也是張載詩歌創作的重要“底色”。

　　“北宋五子”皆為易學大師，且都不乏與《周易》有關的詩作傳世。廣為流傳的“閑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雖今被學者考證非“道學宗主”周敦頤所作，但恰與張載的一首“學易詩”相映成趣——“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問不知。”《易》素難讀，前詩表達了詩人精研易理、沉醉其中的忘我體驗，而后者則是道出了志道精思的橫渠先生學《易》時的個中甘苦。“用即無差問不知”將詩性美學與哲思妙理圓融貫通，其背后卻是《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易道底色。

　　道學家善言“天心”，張載尤甚。著名的“橫渠四句”首句即云：“為天地立心”。“天心”或“天地之心”可追溯至《周易》，復卦《彖傳》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何為“天地之心”？張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又云：“天則無心無為……人之德性亦與此合，乃是己有。”（《橫渠易說》）其《經學理窟》進一步說道：“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于眾人之心同一則卻是義理，總之則卻是天。”可見，此“天心”即儒家之最高價值準則——“性與天道”，亦即易理；其充塞宇宙，彌綸天地，但又須人悉心求索、觀照，持守、涵養，于倫常日用處發見、徵驗。“天心”這一易學哲學的核心范疇也成為張載詩歌創作中的最高價值追求。《送蘇修撰赴闕四首》之四云：“出異歸同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事機爽忽秋毫上，聊驗天心語默間。”其中“出異歸同禹與顏”取典《孟子·離婁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朱熹《孟子集注》云：“圣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又云：“圣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此詩化用禹、顏殊途同歸之意——二圣雖異時異事，然救民修己之心盡同。在張載看來，此“心”即《易》之“天心”，為跨越歷史時空、突破個人境遇，具普遍性、超越性之準則。禹、顏之事本為人事，而張載以天道開顯之，使儒家修己安人之道盡顯形上天道之暉光。

　　此詩為贈別詩，故又巧妙化用《易傳》“語默”典故，《系辭傳》載孔子釋同人卦九五爻辭“先號咷而后笑”曰：“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張載以禹、顏之出處語默喻己與友，以二人所同之“心”為通貫天人、跨越時空之“天心”，則已大大超越了志同道合之友朋情誼之維，而是將普通友情超拔至天人之際，儒家之至高理想——道學氣象盡顯其中。

　　此詩還有一句與《周易》關系密切——“事機爽忽秋毫上”。“事機”即《周易》所言之“幾”，《系辭傳》載孔子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即精微之變化，吉兇之先兆。詩中以“爽忽秋毫”描述之，亦見其精微難測。因此，對“幾”的探究、把握尤顯重要。而《易傳》更是以《周易》為圣人精研易理、深究事“幾”之典籍——“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系辭傳》）故“知幾”為君子之至高修養——“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系辭傳》）作為一代易學巨擘，張載更是秉承易道，于精微之“幾”處尤重工夫。《橫渠易說》云：“孝弟仁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為幾；就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焉；又如言不誠其身，不悅于親，亦是幾處。茍要入德，必始于知幾。”——以“知幾”為“入德”之始，可見張載所重之“幾”為德行之“幾”。其另一首擬樂府詩《君子行》云：“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旦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圣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予思，瓜李安足論。”“幾”本為吉兇之先見，亦即“象未形”“天地先”，“知幾”工夫亦即豫見、防患于事變之精微處。而“竊攘”、“瓜李”的表述凸顯出張載之憂患重在德行修養，并非功利性的吉兇。《易傳》釋噬嗑卦初九爻辭“屨校滅趾”云：“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張載注云：“暗于事變者也。”“暗于事變”即不“知幾”，小人不仁不義源于對事變之精微處不明，君子則要遵循《周易》的勸誡，防患于事變之精微處，提升自己的德行，能做到如此，“竊攘”、“瓜李”，更不足為慮。張載嘗云：“《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于此詩中，亦可見此旨。

　　《君子行》言“幾”立足于防患彌災，此又源于《周易》之憂患意識。《易傳》以《易經》為“憂患”之作——“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圣人于憂患中著《易》，欲使世人“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即是易之道。《周易》之憂患意識啟古代人文精神之端。至北宋，則表現為士大夫強烈的憂國憂民之心，典型如接引張載入儒門之范仲淹。而張載為官時，更是“因問民疾苦”，乃至“歲值大歉，至人相食，……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橫渠先生行狀》）而張載詩作不僅將《周易》深沉的憂患意識表達為君子德行之憂，更表現為憂心民瘼的家國情懷。他曾批評樂府詩“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呂氏家塾讀詩記》）《送蘇修撰赴闕四首》雖是贈別詩，卻句句飽含憂國憂民之心，詩一憂井田崩壞，秦弊未息：“生無定業田疆壞，赤子存亡任自然。”詩三又云：“巍巍只為蒼生事，彼美何嘗與九州！”詩中對黎民蒼生之關切與《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情懷可謂血脈一貫。

　　張載一生為官時日極為有限，但廟堂之憂卻在其詩作中被屢屢吟詠。《別館中諸公》當是張載辭官崇文院、贈別同僚之作，雖身辭魏闕，然心系社稷——“藜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晚年作《老大》詩再度明志：“老大心思久退消，倒巾終日面岧嶤。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行將老邁，形神漸消，此心念念不忘，仍是國家社稷。

　　相比德行之憂、蒼生社稷之憂，《周易》之憂患意識在張載詩中還表現為對儒家道統、學統之憂。張載門人范育《正蒙序》云：“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余年……（子張子）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之泯然其將滅矣。”《鞠歌行》“千五百年，寥哉寂焉”即是張載對“學絕道喪”的憂慮。在《宿興慶池通軒示同志》中張載更是勸勉友人、直抒胸臆：“叔子莫痛鳳沼湮，又莫悲愁花萼墮。所憂圣道久榛塞，富貴浮云空點涴。”又有《絕句》云：“面似骷髏頭似雪，后生誰與屬遺經。”更是將具歷史使命感、“為往圣繼絕學”的一代儒者憂心圣道的真切，娓娓道出。

　　張載詩作最為今人所稱道的當屬《芭蕉》：“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愿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全詩句句不離“新”字，極富韻律美、形式美，卻又意蘊悠長，催人奮進，道盡橫渠為人為學“勇于造道”、銳意求新之可貴精神。張載嘗云：“學貴心悟，守舊無功。”（《經學理窟》）勉勵學者“多求新意，以開昏蒙”，“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張子語錄》）張載貴“新”實源于對《周易》“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精神的秉承和發揚。變易為《周易》之精髓，而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為此變易之最大呈現。唐孔穎達即以“新新不停，生生相續”釋此“變易”。《系辭傳》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大畜卦《彖傳》更云：“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張載贊曰：“天德也。”（《橫渠易說》）橫渠之學，“天人合一”，“得天而未始遺人”。（《正蒙》）正是張載秉此剛健日新之易道精神，方有《芭蕉》詩之不朽流傳。橫渠之造道創新，于今之世，大可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