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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在中國境內面積250多萬平方公里，作為一個整體，外延至周邊國家地區，以南有大喜馬拉雅—小喜馬拉雅—西瓦利克山，西接興都庫什，以及喀喇昆侖、帕米爾高原境外部分，雄踞亞洲中部，據信面積總和不會少于500萬平方公里，再加上稍低的過渡山地，東南有云貴高原，西南有伊朗高原，從前國際上慣稱“高亞洲”或“亞洲高地”，就是這么來的。如此巨大體量的存在，勢必改變原有的大氣環流格局，并且作用于東亞，乃至影響到北半球，使本就龐大又表現激烈因而呈現混沌動態的天氣系統，又增加了一個變量。青藏高原氣象學的奠基人葉篤正先生，率先注意到一個重要現象：圍繞大高原的南支氣流和北支氣流，以及兩支氣流匯合而成的北半球最強大氣流，如何嚴重影響著東亞的天氣和氣候。與此同時，國外也有人開始對青藏高原之于氣候和環境的關系進行探討。1957年，葉篤正和Flohn幾乎同時發表了青藏高原對于大氣具有加熱作用的結論，指出夏季的高原是一巨大熱源，冬季為冷源。

　　在葉先生之前之后，國外科學家相繼注意到東亞地區季節轉換具有突發性質，并指出這一特別現象與青藏高原的存在相關聯；研究非洲的德國科學家指出，北非大范圍變干、撒哈拉大沙漠出現，亦與青藏高原有關；1974年，日裔美籍學者真鍋淑郎利用剛剛興起不久的計算機模型，初步進行了關于青藏高原作用于亞洲季風的數值模擬，似乎印證了這一系列因果，并為青藏研究提示了新思路和新手段；及至1980年代末，又有美國學者拉迪曼率先提出，青藏高原隆起是引發新生代“冰室效應”即全球進入冰期的主因，近乎振聾發聵，從而把相關研究推向熱點高潮——“人們普遍意識到，全球變化的研究如果不考慮青藏高原因素，就不足以得出合理的解釋。”

　　這句話、這些情況，是我第一次采訪李吉均院士時聽講所得。時在1998年，“九五”攀登尚在進行中，“八五”項目已經結題，成果以《青藏高原形成演化與發展》為代表的“青藏研究叢書”巨著一套5部剛剛出版面世，上至大氣環流、高原季風，下至地表地下、冰雪凍土，近有黃土堆積，遠有全球系統格局改變，在國際地學界相關青藏研究的各種理論和假說紛起之時，中國學者已在實地踏勘后，開始拿數據說話。

　　作為參與者和代言人，李吉均院士如數家珍，描繪了這樣一個寫意的過往遠景——兩大板塊相撞，青藏地區形成，變形隆升開始，歷經岡底斯運動，喜馬拉雅運動，晚近到青藏運動之前，雖然地勢漸高，氣候漸趨干冷，但我們已從恐龍和三趾馬化石發掘中得知，它們與世界各地同類幾乎同步興衰，看起來生存環境并無天差地別的不同。

　　隆升和夷平相間的兩個輪回之后，三四百萬年前的強烈快速隆升至關重要，或許是決定性的——直接改變了中國的自然地理格局，并使周鄰地區相應改變。中國大地由此形成東部季風區，西北干旱區，高原高寒區，大致對應三級階地。李吉均先生描述了這一過程——

　　“青藏高原的隆起使世界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它極大地改變了亞洲大氣環流的形勢，導致了地球上最強大的季風系統的發生，并對北半球的環流產生重大影響。對中國來說，沒有青藏高原，中國西部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干旱，而中國東部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濕潤，相反，在長江中下游和華南地區就會出現像北非和阿拉伯半島那樣的沙漠氣候。正是由于青藏地區自第三紀末期起發生了強烈隆起，迫使北半球的副熱帶高壓帶在青藏地區‘斷裂’，誘發和強化了南亞的夏季風環流。還有，隨著青藏高原的隆起，喜馬拉雅山成為阻擋印度洋季風的重大障礙，因此中國西北部進一步變干，而在冬季亞洲北部形成了強大的西伯利亞—蒙古高壓，黃土高原的形成與冬季風的出現有密切關系。實際上，青藏高原的隆起給東亞地區帶來了好處，那里氣候溫和濕潤，同時也給中國西北部、阿拉伯半島和非洲北部帶來了壞處，那里的氣候變得更加炎熱干燥。結論是，這一系列氣候變化的驅動力主要是青藏高原的隆起。只有了解青藏高原的過去才能深刻地理解今天全球變化，進而利用自然規律為人類造福。”

　　這番結論綜合了其時青藏研究的成果，代表了當年中國科學界主流觀點。然而隨著研究的持續進展，更多中外學者加入討論，可以看到某些論點不再那么肯定了，被接受程度，取決于說服力程度。比方說，對于高原隆升到目前高度的時間問題，有人認為比三四百萬年要早很多；比方說，對于東亞季風因高原隆起而被誘發的問題，新觀點認為此說不全面，全球最大的歐亞大陸與最大的太平洋的熱力差異，才是季風形成的基本條件——季風早在青藏高原隆起前業已存在，高原隆起扮演的是助力、是使之強化的角色；西北地區的干旱氣候環境固然與高原隆起有關，北特提斯海的最終撤退所導致的海—陸熱力和水汽差異，更可能是主因；另有新生代全球降溫、兩極冰蓋生長，也可能是控制亞洲季風和干旱氣候環境形成演化的驅動力之一。

　　還有高原季風起自何時、如何作用和影響的問題，也曾是老青藏們的關注點之一。比較 趨于一致的觀點是：與隆升高度相關，兩三千萬年前，當高原抬升至千米左右高度時，高原季風已經出現，參與大氣環流；當高原整體超過2000米臨界高度，方才演變為深厚高原季風，并隨著地勢的漸高而漸強，促進了高原對于冰期—間冰期氣溫的放大效應，使暖時愈暖，冷時更冷。80萬年前，高原主體進入冰凍圈，第四紀最大冰期出現，導致北半球氣候再次轉型；15萬年以來的“共和運動”使高原又一次上升的直接后果，是北半球冬季風強盛而夏季風減弱，這一顯見的氣候轉型一直持續到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

　　氣象學家湯懋蒼自1962年起進入高原季風研究領域，在前輩學者高由禧先生指導下，率先發現和描述高原季風形成演化軌跡。他所在的中國科學院蘭州高原大氣物理所（后與冰川所、沙漠所合并為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即寒旱所），因此成為當年青藏大氣科學研究領域的主力軍。他還把高原季風理論傳播到國外——20世紀80年代初，應邀赴美做訪問學者，在同行陪同下，驅車游覽美國西部高地落基山脈—科迪勒拉山系。雖總體高度不及青藏地區，也在1500～3000米之間，最高峰4000米以上，且縱貫美、加，構成北美大陸氣候分界線、河流分水嶺：這一邊流向北冰洋和大西洋，那一邊流向太平洋。眼見群山連綿，間有高原，當山風撲面，心有所動，湯先生仿佛遙望到青藏高原的過去時，于是就說了，你們也有高原季風啊，正是青藏高原處于一兩千米高度時的淺薄高原季風！美國同行聽來新鮮，想一想，認為所言極是。許多年后，吳國雄院士的團隊以數值模型再現季風影響，恰好也是拿青藏高原和北美高原做比，論證不同位置的大地形在大氣環流和季風降水方面的不同表現。

　　那一年在蘭州，請教過李吉均，緊接著采訪了湯懋蒼，明顯感覺二位前輩風格之不同，一如各自的專業形象，前者穩健，后者活躍。湯先生是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氣象專業的高才生、蘭州大氣所初創階段的元老人物，1958年5月，懷著“改變西北干旱面貌”的理想，他跟隨著名大氣物理學家高由禧先生，從北京踏上西行列車，參加施雅風先生組織的祁連山冰雪考察。擔任野馬山冰川氣候考察站站長時年僅23歲，已經顯示出超棒的業務能力：匯總包括越冬考察在內的兩年觀測成果，撰成我國第一部山區氣候學專著《祁連山區氣候學》。

　　大氣圈的活躍表現在無時無刻和無遠弗屆，湯先生之活躍則體現在思維的多向度，預報天氣看地下、地下活動看天外，都是逆向思考的結果。這些故事說來話長，三言兩語簡言之，是指他早在20世紀60年代承擔汛期預報工作時，就從隴東農民那里學到了一手：根據冬季黃鼠狼掘洞深與淺、春季樹木發芽遲與早，可以判知夏季降水情況，由此他歸納出地—氣相互作用、深層地溫與降水量的關系，創建了一套長期降水預報的方法，不僅在國內得到肯定，在國際同行那里也相當知名，因此應邀訪美。一年時間里，他把深層地溫預報降水的方法和高原季風理論一并輸出。

　　那么“地下活動看天外”又作何解？

　　進入高原季風研究領域20多年后，湯先生在“八五”攀登計劃青藏項目中主持氣候變化課題，得以專注地、定量化地潛心研究，從現象到本質。當他注意到造山運動、冰期形成、氣候波動、環境演變等一系列變故皆與地質活動相關，對于終極原因的繼續追尋，讓他把目光反向地投往天際——這一次是從國外學者對于銀河年和銀河旋臂磁場的研究中得到啟發，湯先生提出“宇地磁耦合與地球系統旋回”假說，并繪制了銀、地磁耦合模型及與大冰期出現時間的對照表，與他的學生董文杰研究員合作建立了青藏高原高度演變的簡單數學模型，進行了青藏高原隆升和夷平過程的數值模型研究。“宇地磁耦合”假說基于這樣一個認知：當地球磁極方向與現代相同（正極性）時，是地球的“高效運轉期”：地球內部對流活動加劇，造山運動強烈，青藏高原隆起速率加大；當地球磁極方向與現代相反時，為“低效運轉期”：地球內部對流活動減弱，青藏高原構造抬升速率為零。當銀河、地球磁極相符，可引起地球內部強烈的垂直運動（造山運動），使地球的某些部分抬升，大氣熱機效率隨之提高，行星西風增強，高緯地區降溫，大冰期形成；反之則地球內部垂直強對流停息，反映于地球表面，即隆升的對立面：夷平時期，行星風系減弱，高緯地區增溫，大間冰期來臨。湯先生說他核對過地球磁場與銀河旋臂正磁性耦合的時間，30多億年來吻合過7次，恰值大冰期。

　　該假說廣及天上地下人間，舉凡天文地理大氣物理地球動力機制盡皆囊括其中。地球內部運動難道受制于遙遠的銀河嗎？怎么會不可能呢——湯懋蒼先生說，以其專業為例：大氣圈僅占地球總質量的百萬分之一，可是地球內外部任何變化都會影響到大氣層，而大氣環流的任何變化又將作用于全球。地球和太陽系在銀河系乃至宇宙中何其渺小到微不足道，說銀河系的任何變化都足以影響到地球，有什么不可能呢？就大尺度范圍而言，全球變化應該是一系列變化之果；但微觀到地球自身而言，情況則有所不同——是可以討論因果關系的。

　　假說歸假說，僅用來說明在湯先生主持氣候變化課題那幾年里的一個奇思異想，而實實在在的研究成果、理論建樹，如同季風的應時爆發一樣，連篇累牘發表，高原季風演變、青藏高原是我國氣候啟動區、雅魯藏布大峽谷是地球“熱點”；關于青藏高原隆升—夷平的數值模擬、20世紀三次氣候突變與天文因素的相關，等等。還有一篇與劉曉東合寫的論文《一個新的劃分第四紀的標志——高原季風演變的地質環境后果》，以季風產生重大轉型的臨界點，響應劉東生先生呼吁，提請國際地學組織重新考慮，將地質第四紀起始點，從當時的180萬年前，建議更改為260萬年前。

　　關注長時間序列的氣候變化，也用心探索具有應用價值的信息資源。建立氣候變化坐標系過程中，憑借近幾十年可靠氣象資料，觀察十年、百年尺度高原氣候狀況，發現一個明顯特征是氣候變化較之我國東部地區的超前性。例如1980年以來的新暖期和1955年以來10年尺度的溫度波動，均從藏東南波密、林芝等地始現，向北向東傳播。中國東部變化滯后藏東南4～6年時間。近600年來三次冷期和三次暖期亦從青藏高原開始，百年尺度冷暖變化較之東部提前10年以上不等。因此青藏高原被冠以“氣候變化啟動區”之說，或稱之為“起搏器”、預警區。湯先生認為，掌握了這一規律，未來有望為我國東部冷暖期變化提供預報。

　　總之當年對湯懋蒼先生的訪談印象深刻。老青藏一代中，他還是最先關注人地關系的一位：歷代王朝興衰與氣候冷暖變化對應，從中思考自然變化與社會治亂的關聯，不乏真知灼見。許多年后，樹輪學家劉禹等人用祁連山圓柏建立跨度為2500年的樹輪年表，發現中國歷史進程中，大部分朝代衰亡和動亂年代，均與該溫度序列中的低溫時期相吻合。

　　除“宇地磁耦合”假說可能由于太過“科幻”，似未引發討論外，當年湯先生的研究領域或被持續關注，或已進入更深層面研究。涉及青藏隆升效應與北半球冰期成因觀點方面，許多年后，有人做了一份長時間、大空間的對照圖表：“青藏高原新生代隆起過程與全球構造、氣候的耦合關系”，整合中外幾代科學家古環境研究成果，包括對照深海沉積、黃土及南極冰芯三大標準柱，結合青藏研究最新進展，以高原隆升各時段去對應新生代數千萬年以來的氣候變化，發表在《青藏高原隆升與環境效應》，其結果，呈現一條大致耦合的因果鏈——

　　兩塊大陸碰撞前后幾千萬年里，青藏地區初成而未高聳的時候，地球整體處于溫暖期，其中著名的始新世大暖期高溫時段可謂登峰造極，之后永未再現。新生代首次快速降溫大約發生在3600萬年前，所完成的從溫室向冰室的轉變過程，正好對應高原3800萬～3000萬年間隆升峰值的“岡底斯運動”。第二次大規模降溫始于1500萬年前，即“中中新世降溫事件”，對應2100萬～1800萬年間“喜馬拉雅運動”，高原南部、中部隨之隆起而為高原。至670萬～500萬年前，全球氣溫再度下跌，即“中新世末事件”，似可對應高原800萬年前開始的隆升。此番降溫，致使西南極冰蓋形成，海平面降低，氣候趨于干旱，地中海鹽度危機正當其時，亞洲內陸干旱化加劇。最近一輪大幅度快速降溫發生在300萬～250萬年前，地質第四紀即冰川紀，高原如何加速隆升、北半球如何進入冰期，我們已經略有所知了。

　　據此是否可以說，構造上升是新生代氣候變化的重要強迫因子了呢？中外許多學者的確是這么判斷的，起碼是可以討論的。影響大氣環流和氣候變化的機制復雜，來自多方聯動，共同作用的結果。然而還是那句話：全球變化研究如果不考慮青藏高原因素，就不足以得出合理的解釋。

　　因為有了青藏高原，亞洲面貌改觀，首先造就了世界最高極，不意間影響到自然界眾多物種生存方式，于是我們才有可能看到本章開頭那幅動人畫面——從繁殖地到越冬地，成千上萬的候鳥群進行著長距離遷徙；因為有了上升氣流，得以從喜馬拉雅山巔飛來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