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仁加布 男，1961年出生在西藏阿里地區噶爾縣。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現任西藏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主要從事西藏西部阿里歷史、文化、宗教和藏傳佛教噶舉派歷史等方面研究。曾出席第九、十、十一屆國際藏學研討會，曾在美國哈佛大學作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并多次出訪奧地利、瑞士、比利時、意大利、法國、德國、挪威、 美國、加拿大進行學術交流。

主要學術成果：

《阿里史話》/漢文/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3月發行

《次仁加布文集》/藏文/在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發行

《阿里文明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12月發行

《藏傳佛家噶舉派》/漢文/ 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5月發行

《雅拉香布山下的文明》/合譯/藏譯英/奧地利維也納科學院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發行（榮獲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譯著類三等獎）。

編者按： 日前，本網記者在拉薩專訪了次仁加布研究員，他就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的宗教問題及中外藏學研究的現狀談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是根據訪談錄音整理的文字稿。

記者：請介紹一下民主改革前后宗教在西藏的社會地位情況。

次仁加布：西藏宗教原來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大部分學者認為是從八思巴開始的。從五世達賴喇嘛開始，格魯派的政教合一制度達到了頂峰時期。由于它是政教合一的，在宗教方面就有很多特權。一個就是把廣大人民的精神束縛住了，人們的頭腦只能有一種想法，就是宗教。除了這個以外，不能有別的想法，不能接受別的文化，不能接受別的思想，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統治人民。因為利用宗教來統治，人民就會被軟化，就非常好統治。如果不那樣的話，人們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想法，這就會危及到他的統治地位和種種特權啊，所以民主改革前，完全是用宗教來控制人民，這種情況是非常嚴重的。

民改以后，有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一，西藏人民從這種奴役化的思想中解脫出來，可以享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自由了。一個人想信什么就信什么，佛教也好、苯教也行，而苯教原來是受到壓制的。同是藏傳佛教，信哪種教派都可以，比如寧瑪派、薩迦派，而以前只能信格魯派，它是擁有統治地位的。同時，現在人們還可以改教派，原來信苯教的，現在改信寧瑪派也可以。這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昌都芒康有一個信基督教的地方，在那里，同一個家庭里的人，也可以有不同的信仰，有人信基督教，有人信佛教，而有人信苯教，這在民主改革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對僧人階層而言，民改前他們其實和普通民眾一樣，本身沒有任何決定權，是被動地掌握在別人手里，寺院住持讓干什么就得干什么。現在寺院都實行了民主化管理，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員會，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僧人的命運就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民主管理委員會的領導是他們自己來選擇的，他們認為誰最合適，誰最有能力，誰是最好的，都可以自己來選擇，一切都是由自己來決定。從宗教教職人員的角度來說，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點。

第三，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了法律的保障，這是最關鍵的一點。原來民改前是沒有這種保障的。現在人民群眾就可以放心了，我的信仰是得到法律保護的。如果沒有法律保護，人們還是會害怕啊，不知道中間會有什么問題，會不會又任人宰割啊。現在有各種各樣的宗教事務管理條例，包括民族區域自治法里、教育法里等方方面面的法律，都有涉及到如何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文。這也是和民改前非常大的不同。

第四，就是實實在在地保護宗教文化。近幾年，中央撥了很多錢維護文物。比如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薩迦寺的三大文物維修工程。這么大的工程在全世界都是有影響的。除此之外，像佛教的經典《丹珠爾》這類大的文化工程，我們這邊也有印經院，非常大。當時是13世達賴喇嘛想印經，但沒有實現，現在都做到了。我們西藏社科院的古籍出版社就是專門出版藏文典籍的，這些典籍的真本、孤本、善本，不斷地挖掘、整理、出版。這些都是實實在在地保護佛教文化。國家還撥了大量的款項維修寺廟，也等于就是保護了民眾的宗教信仰。廣大信眾都是看在眼里，記在心里的。

第五，就是宗教的教育方面。民改前的寺院教育是完全封閉的，而且子寺和母寺之間有非常森嚴的等級管理制度。現在，這種等級管理制度被打破了，國家投資建立了西藏佛學院，寺廟里的年輕僧人可以到那里接受正規的佛學教育。在那里學完了還可以到北京的高級佛學院繼續學習，學院非常重視培養人才。這些都是社會化、學院化的管理，而不是經院化的管理，可以真正受到正規的佛學教育，學到很高的佛教教義，而且完全是自由的受教育的模式。另外就是培養德高望眾的高僧，他們有的當上了佛協的會長，有的當上了政協委員，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這些都是民改前所沒有的。

這幾方面都是根本性的變化，應該讓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尤其是那些有偏見的人了解。讓他們了解，過去的西藏宗教是什么樣的，現在的西藏宗教又是什么樣的。

記者：你“十年磨一劍”的《阿里文明史》影響很大，請談談創作感受。

次仁加布：我確實是用了10年的時間，把阿里的各個地方都跑了7、8遍。車到不了的地方就騎馬，有時候是很陡峭的峽谷，非常危險，我連看都不敢看，只能閉著眼睛，用手牢牢地抓住馬鬃走。馬是很有經驗的，即使有一只蹄子踏空掉下去，用其他三只蹄子趕快調整一下，就又往前走了。很多時候去下面調查，當天趕回不來，就只能睡在露天，吃糌粑充饑，喝河水解渴。就這樣，我跑遍了阿里的85座寺廟，逐一研究了這85座寺廟的歷史、文化、宗教等各個方面，用藏文寫下了整個過程。

自從我出國和西方人合作搞研究以后，就掌握了許多他們人類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利用這種方法就必須下去做調研，真正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本人是阿里人，在語言方面沒有任何問題，生活方面也能適應，好幾天就吃糌粑，或者好幾天都吃風干肉，也沒有問題。當然，這是非常艱苦的調查，回來后還要整理錄音資料、典籍資料、照片資料等等，然后才開始思考，構建阿里的文明體系。《阿里文明史》的一個特點是寫出了它的整個歷史脈絡。其實世人對阿里的歷史并不是很清楚，原有的一些阿里的歷史也是各說各的。記者去了從記者的角度去寫，作家去了用作家的視角去寫，詩人去了用詩人的風格去寫，是很不統一的。我是翻了各種典籍，又去搞田野調查，把從古至今實實在在的歷史說清楚了。《阿里文明史》的另一個特點是，以前的歷史幾乎都是由清一色的僧人學者寫的，除了一些貴族以外，俗人學者寫的很少。僧人寫的就不會注重世間的文化，但其實民俗是非常重要的。好多都是口頭傳承的，沒有文字的記載，我就從研究的角度把來龍去脈記錄下來。比如，阿里的風俗、習慣、服飾等，包括很多牧區部落的東西都梳理了一遍。阿里有上百個部落，這些部落的文化、歷史，包括他們獨特的宗教信仰，世世代代繼承下來的游獵文化，都寫進去了。

目前，《阿里文明史》還只有藏語版，也有想法要譯成漢語版和英語版。最開始時是想用漢語寫的，但是研究西藏西部，包括阿里、拉達克，還有普蘭王朝、古格王朝等，這一系列王朝的歷史，西方人接觸的早，從喬馬開始就接觸，然后是弗蘭克等人，這些著名的藏學家都是最早到達拉達克的，可以說在研究西藏西部這一方面，他們是走在我們前面的。用漢語寫，這些人看不懂，所以我才用藏文寫，而且用藏文寫更能顯示出它的價值。《阿里文明史》出版以后，在世界上是有反響的。以前誰都不知道阿里有這么豐富的文化。西方人雖然也研究拉達克，對阿里的情況知道的多一些，但是他們沒有實地調查的機會。這本書填補了阿里文化的空白。我與接觸過的國外學者經常聯系，他們確實也是這樣承認的。西方研究西藏西部的學者，他們很容易就能翻譯成英文，但是翻譯成漢語確實需要一定的時間，只有漢族和藏族合作起來才行，如果只是從表面翻譯的話，它的價值就沒有了。

現在我還準備寫古格王朝，包括古格王朝的歷史、文化、經濟、軍事等，這樣一個世界上也不多見的七百多年的王朝，從十世紀到十七世紀，它留下那么古老燦爛的文化。去年，我參加北京藏學研討會，拿出一個阿里的壁畫，西方人看了就非常驚奇，說前、后藏都沒有，為什么阿里會留下底蘊這么深厚的文化藝術，世人都還不知道。這種文化本身的客觀存在性和世人不知道的這種距離，如果要想縮短，任務就落在我們頭上了。

記者：你曾多次出國進行學術交流，對中國藏學研究在世界的地位、前景，有何看法？

次仁加布：其實，對藏學的概念和范圍都有些不同的看法。總的來說，所謂的藏學就是研究藏族的傳統文化。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歷史上有些高僧、大譯師也可以算是藏學家。只不過西方人是以不同于西藏的文化和背景來研究這個民族的文化的。而藏族人本身就一直在研究，早就開始在研究了。藏學研究不是從西方人開始的，西方人屬后輩，和我們一千多年的研究差遠了。我們過去的藏學家，比如一生中有120多部經集的大譯師，這樣的人全世界也不多，這就說明他學問的程度了。現在我們不同于他們的是，新一代的藏學研究者，還接受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比如漢文化，學漢族的歷史、語言、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都吸收了，這是原來的學者所沒有的。而且，我們也接收了西方的現代文化。這樣，我們就既接受了傳統文化，又接受了現代文化，還有其他民族的文化，可以多角度地來研究藏學，這就是新一代成長起來的藏學家和歷史上原來的藏學家的差別。這是我們國內的情況。

西方人說21世紀是藏學的世紀。因為藏學有那么多未開發的典籍，那么多底蘊豐厚的文化，世人不知道的東西太多了。很多西方人就說，我們研究自己的文化已經研究透了，你們有那么豐富的文化還放在那里。作為人類文明的一部分，而且屬于未開發的處女式的文化，他們是非常感興趣的。在感興趣的基礎上，認為應該好好地去研究。他們有一點是非常好的，就是認為必須要先學習藏語、藏文，然后再去搞藏學，不懂藏語的藏學家就猶如隔靴搔癢，只能做表面的研究。所以下一步，如果我們要走向世界領先地位，其他民族的藏學研究者學習藏語、古藏文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深入研究藏學。在去年的北京藏學研討會上，有人連放的藏族歌曲都聽不懂，藏文的資料也看不懂，那你怎么做研究。同時，我們國內的藏學家也確實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要吸收外來文化，不能僅僅認為有了自己的傳統就行了，要開拓眼界。比如你要研究西藏歷史，那么整個中國的歷史你都要學習，把西藏的歷史放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中去研究。

藏學的故鄉在中國，發源地在西藏。我們就生活在它的發源地，擁有很深厚的文化根基，這是西方人所不具備的，像《阿里文明史》這樣的書，西方人是寫不出來的，因為他們沒有我們的條件，比如長期的田野調查和掌握阿里的方言等等。我們只有立足于自己的長處和強項，把實實在在的成果拿出來，才會有人服你。這樣堅持下去，走在世界的前沿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錄音整理：王飛/吳清蘭）

(文章原載于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