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財政部長耶倫稱，中國對新興產業(yè)的投資生產出了世界其他國家無法吸收的“過剩產能”，中國對特定產業(yè)的支持加劇了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并可能給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工人和企業(yè)帶來“巨大風險”。在部分西方媒體的渲染配合下，“產能過剩論”成為美西方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新一輪質疑話術。事實上，所謂“產能過剩論”背后的美西方保護主義政策才是全球風險的真正來源，對這一點應有清醒的認識。

　　“產能過剩論”阻礙技術服務大眾

　　中國新興產業(yè)尤其是新能源產業(yè)目前擁有較為先進的技術，而任何技術的最終目的都應是服務大眾，新能源技術也不例外。回顧歷史，蒸汽機技術幫助英國最早實現工業(yè)化，盡管英國刻意維系自身相對其他歐洲國家的技術優(yōu)勢，但蒸汽機技術仍擴散到歐洲其他國家，最后傳遍了全世界，改善了普通人的生存狀況。與此類似，20世紀早期美國在鋼鐵等技術上獲得了先機，20世紀70年代日本在汽車、機床等技術上積累了優(yōu)勢，但最終這些技術都為更多國家所用。

　　中國的新能源技術和產業(yè)以服務普通人為目標，而“產能過剩論”阻礙技術服務大眾，并增加全球的經濟風險。技術從“先進高端”到惠及每個普通人需要一段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擁有先進技術的主體有兩種不同的選擇：其一，通過減緩技術的傳播速度甚至設置壁壘來延長對技術的獨占時間，技術方享受超額利潤，包含技術的產品因為稀缺而昂貴，只有少量消費者有能力購買新技術產品；其二，將技術充分應用于產品服務，削弱技術的獨占性，讓更多消費者能夠購買包含新技術的產品。當消費者數量足夠大，技術方得到的總利潤隨之增加，從而有機會把部分利潤用于進一步研發(fā)，推動技術持續(xù)升級，同時使更多人享受到科技帶來的便利。事實上，技術擁有者常常會同時有上述兩方面的傾向，不同的是技術方的最終選擇。對中國新能源產業(yè)來說，第二種選擇是主流趨勢，這是由中國的資源稟賦決定的。

　　“產能過剩論”有損全球中低收入人群

　　從需求方看，中國是人口眾多的發(fā)展中國家，在較長時間內，滿足龐大的中低端需求對中國企業(yè)而言仍是非常重要的目標。“產能過剩”常被用來描述供給大于有效需求的情況，而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有效需求與收入水平密切相關。目前服務中國的新能源產品價格在大部分人能夠承受的范圍內，較少出現供給大于有效需求的情況。例如，2023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數據顯示，2023年新能源車的均價在17萬元左右，不少“平價親民”的新能源車是普通人可以消費得起、能提高生活品質的產品。以多數人可承受的價格，中國的新能源車商提供了多種可能的選擇。多元化是消費滿意度的來源，目前中國汽車消費者有較高的滿意度。這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時汽車屬于奢侈品，普通中國人無力購買，更談不上有挑選余地。

　　對比之下，簡單地把“平價”歸因為補貼，把生產能力等同于資源浪費，這些說法完全忽略了需求有不同層次，也經不起邏輯推敲。美西方打壓中國新能源產業(yè)，想達到的目的是減緩中國經濟增速，并使中國對全球增長的貢獻率下降。果真如此，必將增加全球經濟風險。

　　中國新能源產業(yè)服務中低端需求的邏輯在更廣的范圍內也適用。中等及低收入國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大部分，他們的生產生活需求有必要得到滿足，中國新能源產品在這方面潛力巨大。以中國的光伏和電池為例，基于中國的技術和生產能力，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國家能夠獲得平價、穩(wěn)定、足量的電力供給，而穩(wěn)定的電力供給是一國經濟增長最基礎的條件。聯合國數據顯示，全球無電人口從2010年的12億人下降至2023年的6.75億人，中國的新能源在其中發(fā)揮了一定作用。中國以發(fā)展中國家能夠承受的價格，提供了質量中等偏上、服務普通人基礎需求的產品。如果依部分美國政客的說法限制中國新能源產業(yè)的生產能力、減少中國的出口數量，自身生產能力不足的國家將不得不選擇質量類似，但價格高出許多的第三國產品，其中部分國家可能無力承受過高的價格，或選擇價格類似但質量差很多的產品，這些國家的生產和消費水平或將因此出現大幅度倒退。

　　此外，美國等發(fā)達國家也有一定數量的中等收入人口，“產能過剩論”也會增加其生產生活成本。數據顯示，美國中產家庭占家庭總量的比重約為60%。美國有龐大的中等收入及以下的人群，其他發(fā)達國家也類似。這意味著，發(fā)達國家的大部分消費者和企業(yè)仍然會考慮性價比和成本問題，中國的新能源產品在發(fā)達國家同樣存在潛在的大市場。部分政客以“產能過剩”為由人為限制中國產品，將導致美國消費者不得不面對價格更高、質量更差的產品，消費者剩余下降容易推高通脹率。

　　“產能過剩論”增加全球經濟風險

　　從供給方看，判斷是否存在產能過剩，相關企業(yè)的經營狀況和財務數據是最可靠的指標。如果真的存在產能過剩，會出現較多企業(yè)破產的現象，存活下來的企業(yè)利潤率也偏低。但對中國新能源行業(yè)來說，并沒有出現退出市場的企業(yè)數量增加、現存企業(yè)利潤下降的情況。數據顯示，比亞迪、上汽集團等新能源汽車頭部企業(yè)的產能利用率在80%左右；動力電池行業(yè)中，頭部企業(yè)寧德時代、比亞迪的財務狀況良好。中國新能源行業(yè)整體有較好的增長性，其技術優(yōu)勢的形成同樣基于中國的稟賦優(yōu)勢。

　　在中國，應用技術更容易快速發(fā)展，是因為中國不僅是普通商品，也是技術類特殊商品的大市場。以新能源車相關的激光雷達、自動駕駛技術為例，這類技術的成熟需要海量的數據、豐富的應用場景、試錯糾正機制，這些條件在中國相對容易滿足。另外，中國有完備的產業(yè)鏈和強大的制造能力，新能源技術擁有者能快速將技術落地，以較低的綜合成本投入生產，獲取利潤，并將部分利潤投入下一輪研發(fā)。

　　伴隨“產能過剩論”，美方政策針對中國新能源產業(yè)的可能性上升，無論是加征關稅、制裁企業(yè)、投資禁令還是人員流動限制，都將影響中國和美國技術進步的速度，從而增加全球經濟風險。

　　世界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過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新能源產業(yè)在促進全球經濟增長方面可以發(fā)揮更大的作用。那些別有用心宣稱“中國產能過剩”的人應該捫心自問，而不是粉飾其保護主義政策主張。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全球戰(zhàn)略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