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術的加速迭代，深刻改變著人類的生產生活，并對人類文明發展和社會進步產生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但技術的進步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在人工智能新業態新產品層出不窮的同時，人工智能技術轉化與應用的不確定性，對網絡安全、社會就業、法律倫理等帶來了沖擊，并對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安全帶來諸多風險和挑戰。如何確保人工智能始終按照為人類服務的預設目標發展正成為當今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

　　當前，人工智能仍處于快速發展階段，但因其技術自身固有的脆弱性和監管體系落后于技術發展等客觀因素的存在，各國對人工智能風險治理尚未形成統一認識，出現了新問題快速涌現，治理規則缺失的困境。坦率地說，人們在享用人工智能技術高效便捷的同時，其所帶來潛在的法律、倫理等各種風險也日益凸顯。

　　筆者長期從事司法工作，本文著重探討如何平衡好人工智能產業創新發展與法律風險防范。2023年11月，首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會在英國召開并發布了《布萊奇利宣言》，該宣言在人工智能的共同協作和以安全為中心方面達成共識，即確保世界共同邁向人工智能安全和合乎道德地為人類服務的未來。世界主要國家都在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應用，同時亦大力加強對安全風險的前瞻研究和主動預防，力圖在新一輪人工智能發展浪潮中占得先機、贏得主動。如歐洲議會近期通過了《人工智能法案》授權草案，旨在促進歐洲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新能力，同時支持在整個歐盟經濟中發展和采用合乎倫理且可信的人工智能。美國通過《人工智能應用的監管指南》，強調監管的科學性和靈活性，重視為人工智能應用創建“安全港”、監管豁免等。

　　當前，如何有效管控人工智能安全風險尚處于探索階段，我國未來仍需進一步做好安全管理工作的前瞻性研究與戰略布局，以務實審慎的態度參與和推動人工智能風險治理的國際規則制定，尤其是鼓勵產業一線企業與組織的積極參與，提高我國人工智能安全與治理方案的國際話語權。

　　加強人工智能風險治理，必須重視標準的制定。一項與技術標準有效結合的關鍵技術一旦占領某行業或領域，就很容易掌握市場主動權。確立技術標準方面的領導地位是企業做大做強的關鍵環節。多年來，一些發達國家依托創新驅動，通過標準戰略、專利戰略和新產業集群戰略的合力作用，維持其經濟與技術強國地位。實踐證明，制定標準的企業具有競爭優勢，誰缺席標準制定，誰就會在未來競爭中陷于被動。當前，碳減排技術、新一代移動通信、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標準制定方興未艾，人工智能亟須借助標準優勢提高治理能力，只有明確清晰且適應人工智能發展的標準化體系，才能實現協同人工智能的產業力量和多方共治的愿望。可以說，標準制定權競爭已成為大國博弈和全球治理變革的重要體現，標準化進程和核心專利布局是贏得競爭的關鍵。

　　目前，國際上人工智能現有標準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技術、應用領域的通用標準，而涉及人工智能安全、倫理、隱私保護等方面的安全標準，大多處于研究階段。我國雖然頒布了一些與人工智能標準化體系建設相關的政策文件，但與人工智能自身安全或基礎共性相關安全標準的研究則不足。國際標準具有決定產業發展的技術規則和未來方向，國際組織是各領域標準制定主體，未來我國應積極參與人工智能領域相關國際組織的標準制定，將中國標準納入國際標準，主動掌握更大的規則話語權，促進本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

　　加強人工智能風險治理，要加強人工智能國際合作。當前國際競爭形勢復雜多變，必須放眼世界和未來。一方面以大模型訓練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和應用快速崛起、反復迭代，助推數據量和算力需求爆炸性增長，亟須在理論架構和軟硬件層面實現質的飛躍，解決人工智能技術瓶頸、促進人工智能成熟發展，離不開國際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促進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同時，也帶來了權益侵害、隱蔽犯罪和認知混亂等客觀風險，構建可信向善的人工智能亦離不開國際社會的共同協作。首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會雖對此達成了共識，但仍存在不少局限。

　　為此，我國應加快整合國內人工智能產業、政府及專家資源，推動完善符合我國國情、適應全球化發展的人工智能法律制度體系，推行更加公開開放的政策和實踐，在國家戰略層面對人工智能創新發展和安全進行系統布局、主動謀劃，推進標準建設、行業協同、人才培養、國際交流等工作，提升我國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與安全的綜合能力，把握人工智能新發展階段國際競爭的主動權，打造競爭新優勢、開拓發展新空間。此外，實現上述目標，還需跟蹤最新技術成果，加強與先進國家和領軍企業開展技術研究國際合作，共享治理經驗，共同應對人工智能創新應用中的安全問題和倫理影響，切實保障人工智能真正造福人類。

　　（作者系最高人民檢察院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