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澳大利亞媒體日前報道，該國財長正與加拿大合作以“推動改革亞投行的管理框架”，方式則是擴大它們在亞投行治理機構中的話語權等，“確保亞投行具備一個多邊組織應有的強有力管理”。換言之，澳方是想聯合其他西方成員獲取對亞投行的主導權，而與之前加拿大方面誣稱“亞投行由中國操控”類似，現在它們編織的借口是要“避免亞投行被中國用于地緣政治目的”。

　　但事實上，從亞投行成立八年來的運營情況與治理結構來看，這些攻擊抹黑根本站不住腳。作為僅次于世界銀行的全球第二大多邊開發機構，亞投行成立的初衷與宗旨從未改變，即通過在基礎設施及其他生產性領域的投資，促進亞洲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財富并改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其他多邊和雙邊開發機構緊密合作，推進區域合作和伙伴關系，應對發展挑戰。

　　就內部治理和管理架構而言，亞投行參照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的通行做法，設立完備的理事會、董事會、管理層三層管理架構，并根據“透明、公開、獨立、問責”原則建立有效的銀行監督和問責機制。亞投行在治理透明度方面的自信之處還在于：它在當今世界主要多邊開發銀行中第一個將“公開、透明、擇優”確立為管理層遴選的基本原則，并將之寫入機構最高法律文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中。標普、惠譽、穆迪等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八年來一直給予亞投行最高的AAA級信用評級，也是一個證明。另外，亞投行還與目前尚且不是成員的美國、日本保持合作，例如2022年7月，美國證監會在長達半年的審核后終于批準亞投行120億美元的儲架發行申請，這不僅為亞投行繼續開展低成本融資提供了條件，也標志著全球最重要的證券監管機構之一對亞投行在融資領域遵守國際通行規則并保持高標準合規運營效能予以充分認可，從而順勢鞏固了亞投行的國際資本市場頂級發行人地位。

　　盡管中國是亞投行第一大股東，但西方成員的總股比也超過25%。在需要75%支持率的超級多數重大事項決策上，西方成員和中國一樣擁有否決權。而且根據相關制度設計，隨著新成員的不斷加入，中國及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投票權和基本投票權將不斷被稀釋。而中國早在亞投行成立之初就已反復強調，致力于提升亞投行作為一個多邊開發金融體系的民主化治理水平。例如，理事會采用簡單多數、特別多數和超級多數原則進行決策，就是為了保證普通參與主體的基本權益；在重大問題上盡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簡單靠投票權決定的原則，即摒棄美日在世行和亞開行擁有的那種否決權，體現了亞投行治理結構的公平化和民主化。

　　充分的信息和準確的數據是衡量一個多邊機構活力與透明度的最好證據。亞投行成立八年來共批準235個項目，支持了36個成員的交通、能源、城市發展等領域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公共衛生與教育領域的社會基礎設施發展。可以說是聚精會神為成員搞建設，一心一意為它們謀發展。如果說亞投行還有什么不足，那就是融資供給能力與成員們尤其是亞洲國家的天量需求之間依然存在較大差距。

　　對照亞投行實實在在的成績以及世界銀行、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等的客觀公正評價，立即就能明白，加澳等國對亞投行的指指點點“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大可能是它們傲慢心態在失落之余的發酵，是一種“見不得中國好”的心理作祟。亞投行的成立，是長期處于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向國際社會提供金融公共產品，稱得上是二戰以來國際公共產品變遷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是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以七國集團為代表的主要發達經濟體首次作為“看客”，目睹中國這樣一個新興大國牽頭成立具有巨大國際影響力的多邊金融機構。西方一些國家顯然對此愈發焦慮擔憂，認為這不僅意味著它們作為全球主要公共產品供給者地位的下降，還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釋放出推動國際秩序公正合理化的更大力量，而且這種力量正在獲得越來越廣泛的國際認可。

　　站在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全球發展倡議落實的視角來看，亞投行這些年來的工作實績一再證明它是消除南北鴻溝的一支建設性力量。主要發達經濟體近年來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援助越來越吝嗇，國際私人金融資本一向對那些投資周期長而預期收益低的基建領域不太感興趣，但基礎設施建設嚴重落后又恰恰是阻礙諸多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最大瓶頸。在此背景下，亞投行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正是亞洲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所亟需的。

　　當然，擺在亞投行面前的任務清單確實很長，要協調109個成員把一個多邊金融機構打造成具有國際最高運營標準的公共產品，注定是一場長周期的運營能力大考。而領導個別西方“挑刺者”共同工作，不僅需要核心管理層展現高度敏銳的風險直覺和熟練駕馭風險的能力，還需要亞投行以經得起被質疑的自信和高效透明治理的國際化氣質來解決與合作伙伴的分歧，進而形成合力，確保這個新興多邊金融機構聚焦發展與合作的基因永不改變。（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