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將于6月22日至23日在巴黎主辦金融峰會，邀請多國領導人討論國際多邊金融機構改革等問題。而恰在會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了關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改革的“深度分析”，猛烈批評IMF和世行支持欠發達國家力度不足，呼吁這兩大全球性多邊金融機構進行大刀闊斧改革。盡管隨著單邊主義甚囂塵上，對于全球治理的批評也愈演愈烈，但由在任聯合國秘書長直接痛陳卻屬石破天驚，充分暴露了全球經濟治理正失去信任基礎。

　　首先，全球經濟治理更多反映的是霸權意志。一方面，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起源于霸權爭奪。IMF和世行創建于二戰后，作為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兩大國際金融支柱，成為美國把控戰后國際金融霸權的工具。盡管后來由于美國經濟實力衰退，美元與黃金脫鉤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但美元的霸主地位以及美國對國際金融體系的建構卻被貫徹下來。一個極端的例子是，一些欠發達國家如密克羅尼西亞直接以美元作為本國貨幣，金融主權深度依附美國。這也是為什么美國動輒加印美元將國內通脹外溢，讓全世界為其經濟衰退埋單。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治理的日常運作與管理由霸權主導。長期以來，世行行長由美國總統提名美國公民擔任，IMF總裁職位則由歐洲人把持。同時，IMF和世行的決策權也不同于聯合國等其他國際組織一國一票的表決，而是股權分配決定投票權的大小。因此，美歐掌控IMF和世行決策權、非洲國家只有“極少投票權”。就連古特雷斯都承認，“在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機構中，不同國家因為經濟和政治實力不同，能夠發揮的作用也有很大差異”。此外，從這兩家機構的相關條款中也可以看出美國對金融體系的把控，而這也注定了世界金融領域的不公平。

　　其次，發展中國家的訴求被邊緣化。一方面，全球經濟治理并沒有公平對待南方國家的發展訴求。IMF和世行的現有架構與規則“不公平地偏向于”發達國家，而欠發達國家受益于這兩家機構的程度遠不及發達國家。新冠疫情為IMF和世行帶來一場“壓力測試”，而這兩家機構協助欠發達國家應對疫情的表現“顯然失敗”。疫情期間，被視為發達國家代表的七國集團從IMF獲得總計相當于2800億美元的資金，而一些最不發達國家獲得的資助總計僅約80億美元。七國集團總人口約7.7億，而最不發達國家人口合計約11億。這種支持力度的差異符合IMF現有規則，但“從道義上而言是錯誤的”。因此古特雷斯呼吁，IMF和世行“是時候”糾正長期以來的錯誤和“根植于現有國際金融架構中的偏見和不公”，包括增加發展中國家在這兩家機構執行董事會的代表比重、推進IMF份額改革、改善資金用途等。

　　另一方面，美國利用霸權要求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選邊站隊。當前不少發展中國家抱怨IMF和世行的借貸規則加重了它們的債務負擔，而這兩家機構用于評估的“債務可持續性框架”也被打上了美國的霸權意志，站隊美國的債務國往往能獲得較高打分，而不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國家不僅很難從這兩家機構獲得發展貸款，且懾于這兩家機構的“權威”，其他國際資本也大多不敢對上述國家施以援手。

　　再次，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勢在必行。一方面，美國加大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價值觀輸出已引起南方國家的普遍不滿。近期美財政部長耶倫還將IMF和世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形容為“美國可與之結盟的力量”，并向美國國會施壓，為加大美國價值觀的輸出，必須為這些機構提供更多財政支持。聯合國在此類問題上不能向美西方霸權國家低頭，因為這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真正需要聯合國站出來主持正義的時候。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新興經濟體質疑這兩家機構的規則和架構不符合全球發展現狀，改革呼聲不斷。隨著新興國家的崛起，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依靠發達國家自我反省來改革全球經濟體系希望渺茫，不如獨立自強、另起爐灶。這也是為什么“去美元化”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甚至連世行行長馬爾帕斯也表示，由于加息，發達國家從市場上抽走大量資金，全球正面臨日益明顯的資金短缺，因此未來5年，合作與創新成為唯一出路。

　　當前地緣政治沖突和逆全球化挑戰不斷加劇，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改革全球經濟治理對于推動疫后復蘇、重建信心至關重要。此次古特雷斯直接呼吁對IMF和世行進行改革，可見現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因此，改革和構建一個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反映最廣泛成員訴求的治理體系是唯一正確的出路。（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