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個經濟體推出政策強化本幣在國際貿易和跨國結算中的使用，國際貨幣體系加快多元化探索。比如，印度和馬來西亞在雙邊貿易中擬用印度盧比進行結算，中國和巴西將使用人民幣或巴西雷亞爾進行結算，東盟國家也在討論如何轉向以當地貨幣進行結算。

　　此前，不少國家或地區在跨境支付領域已嘗試繞過美元主導的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系統。比如德國、法國和英國主導推出的“貿易交換支持工具”（INSTEX）、俄羅斯建立的金融信息傳輸系統（SPFS）、中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等。隨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趨勢也日益明晰。

　　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奠定了美元作為主導性國際貨幣的基礎，但從一開始就面臨著“特里芬難題”，即美元信用與國際清償能力的矛盾。上世紀70年代起，美元與黃金脫鉤并掛鉤石油，保障了其在國際貿易計價和支付結算中的主導地位，并延伸成為國際投資和國際儲備的主導貨幣，但其內在矛盾并未解決。作為全球最大債務國，美國債務規模近年來加速增長，美元信用根基不斷遭到動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先后推出數輪量化寬松政策，新冠疫情發生后又實行“無上限”量化寬松政策。這導致當前美國在防通脹、防衰退和防金融風險之間艱難平衡，各國對美元穩定性的擔憂進一步加劇。加之美國將美元作為武器，綜合運用政治、軍事、經濟、科技與文化霸權，制造“美元潮汐”攫取他國財富，通過金融制裁限制他國發展權，更強化了多國探索其他貨幣支付方式的決心。

　　加快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探索，是世界經濟結構轉型和全球產業鏈變革背景下多國的主動選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01年至2021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從21.15%上升到40.92%，發達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則由78.85%下降至59.0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成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力量，自主制定經濟政策的要求更加迫切。相對于美元，本幣結算的匯率風險更低，本幣融資是更為穩定的融資來源，與國內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配合更加便利有效。

　　受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發達國家推動制造業回遷等因素影響，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朝著多元化、數字化等方向變革，同時也呈現一定范圍的區域化、本土化。處于價值鏈不同環節的進出口交易商對幣種需求存在差異，一些在區域產業鏈供應鏈保持相對優勢位置的國家，其貨幣使用也有了更大空間。

　　國際貨幣擁有價值尺度、支付媒介和儲藏手段三大職能，作為支付媒介是國際貨幣的重要職能之一。美元成為國際主導貨幣，起源于二戰后在西歐和日本分別推出“馬歇爾計劃”和“道奇計劃”，通過貿易結算策略性地擴大美元的流通域。如今，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探索首先也從支付結算領域開始。

　　歷史經驗表明，國際貨幣體系變革是一個長期過程。當前，美國仍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元在外匯儲備、外匯交易、國際支付等領域依然保持優勢地位。為維護美元霸權和傳統優勢，美國或將采取多種手段，以強勢美元策略緩滯“去美元化”甚至推動“再美元化”。但是正如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者吉利安·泰特日前撰文所言，一個多極的貨幣世界，或許比想象中更快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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