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改造。文明的過程，從本質上說，是一種不斷否定野蠻的過程。文明社會不同于原始社會，因為它有作為政治、經濟、宗教與軍事中心的城鎮、有能夠交流思想的文字以及原始人還不知道的金屬冶煉等。用中外文明比較的視野來思考中華文明，能夠更好理解中華文明的特質。

　　一

　　世界上產生的原生型文明眾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在近6000年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3個文明形態，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國的文化體系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

　　在西亞的兩河流域，蘇美爾人大約于公元前3500年進入文明社會，距今5500年左右。這里有文字、有城市、有宗教，是農耕時代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也正因如此，它成了臨近民族爭奪的主要戰場。至公元前330年，馬其頓的亞歷山大最后戰勝統治當地的波斯帝國，兩河流域的政治文明中斷，當地的楔形文字逐漸為外來的希臘文所替代。這里的文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

　　幾乎與兩河流域文明同時，埃及文明出現于尼羅河流域，大致為公元前3500年，到現在也有5500年左右。但這一文明也在外族的數次入侵和占領后被中斷，大約存在了3000年。到近代，埃及的象形文字才被學者重新解釋。

　　古印度河文明形成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屬于城市文明。主要的遺址有：哈拉巴文化。其城市建筑水平則遠超同期的其他文明，位居當時世界之首。不過，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古印度河文明被毀，原因不清。

　　在西方，除了被中斷的克里特—邁錫尼文明（公元前2000—前1200年）之外，希臘人的文明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屬于城邦文明。著名的城邦有雅典和斯巴達等。城邦的屬性就是小國寡民與各自獨立，沒有融合一統的意識。公元前338年，巴爾干各邦為馬其頓所敗，失去獨立地位。公元前149年至公元前146年，馬其頓被羅馬打敗。羅馬在這里建立了馬其頓和阿卡亞行省，馬其頓治下的巴爾干的政治文明也宣告結束。

　　西方的羅馬文明屬于后來者，創建于公元前6世紀末，行共和、建帝國，存在了1000余年。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為日耳曼人所亡。作為古代地中海地區產生最晚、影響最大的羅馬文明，也中斷了政治上的連續性。

　　這些原生或次生的文明都滅亡、中斷了。我們從這些中斷的文明的歷史中可以看到：軍事的先進性在文明的交往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外族的多次入侵是導致政治實體中斷的關鍵因素；精神貧困往往使人們在困難面前無所適從。

　　在世界各原生文明中，中華文明發展的連續性是絕無僅有的。當然，中國的文明也是從原始階段發展而來的。唐代學者杜佑說：“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不封不樹焉，有手摶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諱名焉。中華地中而氣正，人性和而才惠，繼生圣哲，漸革鄙風”。地理條件對于中華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價值重大，而圣哲的出現使“人性和而才惠”的中華文明特質變得更為顯著。

　　二

　　湯因比說：“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

　　眾所周知，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產生于金石并用時代，歷經夏、商、西周的連續發展，到春秋時期進入生產力發展史上的鐵器時代。同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邁錫尼文明都沒有走出青銅時代，就消亡了。中國古文明在青銅時代沒有為外部力量或內部因素所中斷。

　　中華文明在經過春秋、戰國之后，繼續向比周朝更發達的秦漢時代挺進。過了近600年，到公元四、五世紀，中原地區也發生了民族遷移，還出現過若干少數民族的政權。但這些都屬于常見的朝代更迭，沒有產生本質變化。中華文明繼續前行。

　　公元589年，隋統一中國。中華文明的傳統又在隋唐時期得到進一步鞏固與豐富。以后雖有元和清兩代少數民族成為全國最高統治者，但這些皇朝都在中華文明體系下行政理事。中華文明一直沒有中斷。

　　從世界歷史上看，兩河流域與埃及是世界上最早走出野蠻、走進文明的地區。這里的居民創造了人類早期的輝煌，發明了文字，積累了豐富的文獻，辦教育，興文化，但就是沒有產生史學。古代的印度雖然擁有燦爛的詩篇，也有遠古的法典，有宗教，但沒有史學。在古代，只有古希臘和中國不但創造了歷史，而且創造了與歷史有密切關系的史學。但古希臘的史學主要是當代史，古希臘人沒有形成數代史家連續按時敘史的傳統。

　　古代中國是史學大國，也是史學強國。政治文明的連續性決定了中國歷史的連續性。而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又為中國史學的連續性提供了豐厚的內容。從甲骨卜辭到金器銘刻，從《尚書》《春秋》到由歷代史家編撰的文化長城——《二十四史》，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跡，更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最好見證。

　　中國歷史資源之豐富，史事記載之連續，讓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感到驚訝。他在《歷史哲學》中曾這樣寫道：“中國人具有最準確的國史……中國凡是有所措施，都預備給歷史上登載個仔細明白”，“中國‘歷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漢字是中華文明傳承的載體，也是中華文明所產生的標志性成果。漢字的整個發展過程清晰連貫，沒有發生過斷裂。圣哲的經典通過漢字滋養一代代中華兒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中華文明延綿發展，始終充滿活力。

　　三

　　與西方傳統不同，中國通過對內開放、對外學習他人來不斷發展自己的文明。

　　階層開放、上下流動是中華文明對內開放性的重要體現。早在先秦時代，人們就提倡“明明揚側陋”，讓新生力量在社會管理中發揮作用。戰國時期，主持各諸侯國變法的商鞅、吳起等等，大都不是本國人。隋唐以后，科舉制度建立，人才的選拔路徑更寬敞也更開放，所以出現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話語。

　　與歐洲依靠經濟力量的新興階級完全不同，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這類新興政治人物，依賴的主要是知識和個人的才學。這種開放選拔人才的方式不但促進了新生力量的成長，而且有助于文明的傳承與發展。

　　從歷史上看，中華文明對外來文化歷來抱有開放包容的態度。有關這方面的事例在史書上俯拾皆是。現僅舉兩例加以說明。例如：據《古今樂錄》云：“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這里所說的“摩訶兜勒一曲”實際上就是指流行于中亞的馬其頓歌曲。它被帶到長安，后來又被漢武帝時期的音樂家李延年“更造新聲”而流行中華，成為中華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再如，1609年，伽利略在意大利發明并制成天文望遠鏡。10年后，望遠鏡傳入中國，并在明清之際中國社會的歷法變革、學術研究與軍事斗爭等活動中發揮作用。可見，即使在明中后期這樣被認為閉關鎖國的時候，中華文明的開放步伐也并未停止。

　　當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深深扎根于5000年的文化傳統，是中華文明發展中的復興，傳承中的升華，開放中的飛躍，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廣闊的現實基礎和深遠的世界意義，比歷史上任何一次復興都深刻、都偉大。因為它順乎歷史潮流，合乎發展規律，必將極大地促進和推進中華文明的發展，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