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是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經濟問題是個體需求如何得到更好滿足的問題。所有與經濟相關的制度都應該圍繞著個體價值的實現這個目標。

　　談到“經濟”這個概念時，傳統上人們一般從“財富”的角度來理解，如生產、投資、就業、消費、經濟增長、產業政策和技術創新，等等，這種經濟觀是很普遍的。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就是財富概念，這以斯密的《國富論》為代表。古典經濟學家關心物質生產部分，如米塞斯說，“古典經濟學家的研究工作中的缺陷在于他們試圖將‘純粹的經濟性活動’與人類所有其他的感興趣的事情和行動截然區分開來”。

　　在發生于十九世紀末的邊際革命之后，主觀價值論代替了客觀價值論，門格爾在個體效用的基礎上說明交換，價值和價格的決定，主觀主義思想的引入也使經濟學從財富的科學變成個體選擇的科學。個體選擇目的和手段，或者說選擇手段來達到他的目的，這也被稱為理性。個體的目標既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純粹精神方面的，包括他非享樂方面的需求，如他對公平正義的渴求，即“觀念”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而不是說“物質享樂”才是價值。精神和物質一樣也會給人帶來價值或損害人的價值。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句話所體現的，“拔刀相助”是因為違反規則的行為（不平）讓我感到不舒服，即損害了我的利益，雖然那個行動可能和我沒有直接關系。

　　可見，“經濟”是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經濟問題是個體需求如何得到更好滿足的問題。所有與經濟相關的制度都應該圍繞著個體價值的實現這個目標。相反，如把經濟簡單地理解為財富，那么經濟問題就變成如何增進財富的問題，比如如何增加產出，如何增加就業，如何推動技術進步，等等，其對應的政策就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各種扶持政策，以實現這樣的目標。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個體的人”是找不到的。或者說，個體的不同需求被忽視了，因為經濟問題變成了如何實現某些經濟學家或官員確定的最優目標的問題，這樣事實上把人變成了實現那個目標的手段。

　　更要說明的是，如把經濟理解為財富概念，勢必會導向重商主義。因為根據這種理解，財富的最大化是目標，政治作為一種手段，是服務于這個目標的，如所謂的經濟發展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事實上，重商主義正是古典經濟學時代那種把經濟理解為財富概念的產物。

　　如前面強調的，“經濟”應該從個體的需求如何才能得到更好的滿足來理解。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即什么樣的規則更有助于滿足人的需求。個體滿足需求是他自己的事，他人不能代替或限制個體做出選擇，而是要讓個體自己有權力做出選擇，允許個體發揮其自身的企業家才能，因為這是個體滿足自身需求的前提。并且，我們事先也不知道什么樣的規則更有利與個體需求的滿足，也即我們不能在事先把這樣的規則設計出來。那種有利于個體需求滿足的規則應該交給自發演化的過程。政府所能做的，只是開啟這個演化過程，消除使這個過程不能出現的制度性強制，并且服從于那些演化形成的規則，只有這樣才使個體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滿足。

　　政府的行為也要服從和維護上述有利于個體需求滿足的規則，對人們正當地追求自己目標不予限制，這時政治也會隨著經濟的改善而改善。這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協調人們行動的規則也是不斷改善的，當政府服從和維護這些規則時，也會帶動政治的改善，這使得“經濟”與“政治”齊頭并進。

　　相反，如政府服務于“財富”意義上的經濟，那么政治和經濟會出現沖突。因為這個目標和“使無數個體需求得到滿足”的目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時甚至是沖突的。這是因為政府確定的那些有助于財富增進的規則，與那些使個體需求得到滿足的規則之間也并不是完全兼容的。

　　所以這里有一個悖論，即當政府服務于財富意義上的經濟時，政治和經濟看似結合在一起，實際上卻是分離的，甚至也是矛盾的、沖突的，即政治會構成對經濟的損害。相反，當政府和財富意義上的經濟相分離，只是服務于滿足個體需求的規則時，政治與經濟看似分離，實際上卻是結合在一起，相互和諧的。在第二種情況，才是真正的“政府賦能市場”。

　　當不同國家的政府都服務于“個體需求的滿足”意義上的經濟，也就是服從于一般意義的規則時，國家與國家之間才不會出現沖突，因為這時出現了跨越國界的市場。相反，如政府服務于財富意義上的經濟，國與國之間的沖突就會出現，因為這時政府的活動是以自己國家的財富生產為中心的，這樣國界變成了市場的邊界，他國的財富生產與本國的財富生產之間不再是和諧的，而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關系。可見，國家之間的沖突是那種錯誤的經濟觀的必然結果。

　　如現在對經濟的理解還停留在重商主義階段，把經濟理解為財富的生產和消費，那是巨大的不幸。這種錯誤的觀念是當代主要沖突的根源。（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