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風險和挑戰，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積極財政政策配置。僅就數字指標來看，2020年，不僅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首次超過3%，增發抗疫特別國債1萬億元，而且大幅增加地方專項債發行規模1.6萬億元進而總額增至3.75萬億元，新增減稅降費5000億元從而使全年企業新增減負超過2.5萬億元，中央財政非急需非剛性支出壓減50%以上，等等。

　　如此的配置格局，究竟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而作出？又是奔著什么樣的目標而去？這只有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才可能看清楚、說明白。

　　將矛盾和問題分分類、歸歸堆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所面臨的困難、風險和挑戰，固然在表象上主要體現為疫情沖擊，但絕不限于疫情沖擊。除了疫情沖擊之外，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矛盾和問題依然存在，甚至因疫情而凸顯。若用一句話加以集中概括，那就是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矛盾和問題相交織并疊加疫情沖擊。倘若將這些矛盾和問題不加區分地一鍋煮、一勺燴，甚至將困難、風險和挑戰統統歸之于疫情沖擊，既可能因壓力巨大表象而誤判形勢，也可能因找不準真實病因而用錯藥方。所以，對于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在以2019年經濟運行狀況為參照系的同時，還要采用另一個參照系——疫情前考慮的預期目標和政策部署，從而將疫情沖擊同周期性、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和問題區別開來。

　　一旦將“疫情前考慮的預期目標和政策部署”這一參照系引入當前經濟形勢分析，便會立刻發現，周期性、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和問題系原有的困難、風險和挑戰，不僅同疫情沖擊不是一回事，而且在疫情前已有充分研判。只不過在疫情之下，其程度有所加劇。與之相反，疫情沖擊則系突如其來的困難、風險和挑戰，屬于特殊時期的特殊矛盾和特殊問題。對這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和問題的分解，實質就是對困難、風險和挑戰的分解，也就是對由此形成的財政擴張需求壓力的分解。

　　這啟示我們，疫情之下的財政擴張需求，在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和問題的基礎上，就總量而言，并沒有此前不少人預期的那般大。就結構而言，也須加以仔細鑒別并明確區分，堅持“橋歸橋、路歸路”。

　　以不留或少留“后遺癥”為底線

　　歷史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舉凡實施財政擴張，特別是實施超大劑量的財政擴張，多多少少總會留下“后遺癥”。面對疫情之下前所未有的困難、風險和挑戰，積極財政政策當然要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財政擴張操作實施“對沖”。不如此，“六保”的底線便難以守住；不這樣，以保促穩、穩中求進的任務便難以完成。但是，無論如何，在任何情況下，以最小化成本實現既定政策目標終歸是宏觀調控操作的基本考量。為此，盯住疫情之下財政擴張操作可能帶來的副作用拉出一張大致“清單”，作為警醒各方面共同遵守的“底線”，無疑是必要的。

　　第一，嚴格區分疫情沖擊與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矛盾和問題，不因疫情之下財政支出規模的擴大而墊高未來或正常年份的財政支出基數、顛覆來之不易的減稅降費成果。

　　第二，嚴格區分“戰時狀態”的抗疫目標與日常的宏觀調控政策目標，不因疫情之下實施有別于常規的特殊操作而沖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偏離經濟高質量發展軌道。

　　第三，嚴格區分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與正常的風險防范要求，不因疫情之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破戒”之舉而放松對于財政金融風險的應有戒備。

　　一旦將不留或少留上述“后遺癥”作為底線引入財政擴張考量，便可十分清晰地看到，對沖疫情沖擊的財政擴張操作并非只有效益，沒有成本。在圍繞政策目標而做財政擴張布局的同時，充分評估其伴生的成本因素，便會對疫情區間財政擴張可能產生的效應“外溢”保持高度警惕，便不會隨疫情區間實施特殊操作而手忙腳亂、不由自主跑回“慣性思維”老路。對于諸如提高財政赤字率、增發抗疫特別國債等涉及財政金融風險之類問題的抉擇，也就不能不有所節制。

　　這提醒我們，疫情之下的財政擴張操作，也須作成本效益分析。在同時對成本和效益兩個方面因素加以充分評估的基礎上，兼顧當前與長遠，堅持不為解決短期問題而留下可能危害長期發展的“后遺癥”。

　　堅持對癥下藥、精準施策

　　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和問題、以不留或少留“后遺癥”為前提，其根本目的在于找準應對當前困難、風險和挑戰的著力點和著重點。

　　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矛盾和問題相交織的情況本來就存在，疫情只是加劇了其所帶來的困難、風險和挑戰的程度。面對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矛盾和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加大宏觀政策實施力度加以應對。這意味著，針對這一類矛盾和問題的積極財政政策配置是常規性操作。必須堅持遵循既定的理念、思想和戰略，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軌道上繼續前行。

　　而疫情沖擊帶來的挑戰屬于特殊時期的特殊困難、特殊風險，那么面對疫情相關的矛盾和問題，只能通過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加以應對。這意味著，針對這一類矛盾和問題進行的積極財政政策配置，是戰時之舉、非常規性操作。不僅須與疫情相捆綁，而且要隨疫情演變狀況作取舍，隨疫情解除而自然終止。

　　在不同背景下進行的積極財政政策配置，分別圍繞自身的著力點具體布局。雖然二者之間不乏交叉之處，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特點。

　　作為戰時之舉、非常規性操作，提高財政赤字率和增發抗疫特別國債所瞄準的目標在于“救助”和“紓困”，著眼于保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一個“保”字，恰到好處地描繪了這一類特殊操作的著力點和著重點。為此，不僅要以“擠牙膏”思維應對財政赤字率提高和抗疫特別國債增發，根據問題和沖擊的大小，堅持精打細算，力爭財政赤字率提高和抗疫特別國債增發的幅度能夠恰好解決問題。而且要跳出現行預算管理制度體系，建立特殊機制、通過特殊渠道，實行專款專用，讓由此籌集的2萬億元資金直達市縣基層、直接惠企利民，并力爭將此類特殊操作及其效應控制于疫情區間，確保其可以隨著疫情解除而回歸正常財政管理軌道。

　　大幅增加地方專項債發行規模、新增減稅降費和大力壓減政府非急需非剛性支出所聚焦的目標在于推動經濟平穩健康持續發展，其著力點和著重點是落在宏觀調控上的。為此，不僅要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穩需求、穩增長、穩經濟基本盤，確保地方政府專項債收入真正用之于擴大“補短板、強弱項”的有效投資，而且要讓新增減稅降費紅利真正落到企業，讓通過壓減非急需非剛性支出50%以上而騰挪出來的資金真正體現在“讓人民過好日子”上，讓宏觀調控的每一個舉措實實在在地落實落細于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這告誡我們，疫情之下的積極財政政策配置，固然集中體現為“對沖”二字，但面對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矛盾和問題相交織疊加疫情沖擊，講究對癥下藥、精準施策非常重要。絕不能病急亂投醫，將所有矛盾和問題混為一談，不加區分地服用同一味藥。只有這樣，才能走出一條有效應對沖擊、持續良性循環的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