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上強調，我國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之所以能夠有力推進，根本原因是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發揮了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發展環境越是嚴峻復雜，越要堅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體系，促進制度建設和治理效能更好轉化融合，善于運用制度優勢應對風險挑戰沖擊。當前，國際疫情持續蔓延，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劇，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應對各種風險挑戰，需要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防范和抵御風險，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穩定性，能夠在把準正確方向中應對各種風險挑戰

　　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穩則國家穩。穩定的制度意味著方向明確而凝聚共識、秩序井然而降低內耗、各守其責而形成合力、長久投入而不斷成功。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無論搞建設還是抓改革，都始終牢牢把準正確方向，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動搖，確保社會主義事業不偏向、不變色。新中國誕生前夕，毛澤東同志就明確指出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一以貫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論怎么改革、怎么開放都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全面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們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爾東西南北風”。改革開放40多年來，黨中央之所以能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練就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膽識、化危為機開創新局的魄力，根本原因在于我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積淀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成果，有利于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有利于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于維護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有利于維護民族團結、保持社會穩定和實現國家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這一制度符合我國國情，既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又借鑒了古今中外制度建設的有益成果，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

　　當前，面對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各種矛盾相互交織、各種訴求相互碰撞、各種力量競相發聲的復雜局面，我們更要篤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定力，“以不變應萬變”。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提高政治能力，關鍵就在于必須堅定不移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想問題、做決策、抓落實都來不得半點含糊。涉及制度層面的大是大非問題，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不能有絲毫動搖。只要牢牢堅持和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能牢牢錨定干事創業的主心骨、定盤星，就能在復雜形勢下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系統性，能夠在統籌兼顧中應對各種風險挑戰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今中國正處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風險挑戰。應對不同領域、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風險挑戰，要分癥施治、有的放矢，善于運用不同效力、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制度應對不同類型的風險挑戰，真正做到“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嚴密完整的制度體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者是屬于不同層次的制度范疇，各有所指又緊密聯系。其中，根本制度是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質內容和根本特征的制度，是立國的根本，具有頂層決定性、全局指導性、全域覆蓋性。基本制度體現著根本制度的內在品質和屬性要求，保障著根本制度在政治、經濟等重要領域落地生根，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重要制度是在根本制度架構下、基本制度基礎上，在治國理政各領域各方面生發出的發揮重要作用的制度，起到創新性和發展性作用。在應對風險挑戰時，根本制度布大局、把方向，基本制度掌穩舵、鑄中堅，重要制度織密網、堵漏洞，三者共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保駕護航。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們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根本制度，各級黨委和政府堅決服從黨中央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全國一盤棋，統籌各方面力量支持疫情防控；堅持為人民執政的各項重要制度，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體制機制，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支持地方創造性開展疫情防控、復工復產工作；堅持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法治制度，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堅持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城鄉社區在封閉期間積極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堅持正確導向的輿論引導工作機制，統籌網上網下、國內國際、大事小事，更好強信心、暖人心、聚民心；加強同世衛組織溝通交流，加大與國外科研合作、物資調配力度，不斷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決策部署到一線執行、從政府到社會，在黨的全面領導下層層部署、處處落實，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真正轉化為疫情防控的治理效能，匯聚成舉世矚目的中國速度、中國力量、中國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對黨和國家各方面事業做出的制度安排。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貫徹統籌頂層設計和分層對接的要求，注重不同層次定位上的制度銜接，找準各種制度的發力點，著眼制度合力，使各項制度形成內在關聯的系統。無論是編制發展規劃、推進法治建設、制定政策措施，還是部署各項工作，都要自覺對標對表。歷史和實踐一再證明，只有建立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才能更好未雨綢繆、統籌兼顧；只有善于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才能確保轉危為機、行穩致遠。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創新性，能夠在完善發展中應對各種風險挑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開放、發展的體系，并以寬廣的國際視野、開放包容的態度對待人類創造的優秀制度文明成果，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依據我國國情不斷加以消化吸收和變革創新。歷史和現實已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不斷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

　　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就要既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做到“堅持和鞏固”；也要看到一些具體制度和體制機制的短板，做到“完善和發展”。前者要求我們堅定制度自信，后者要求我們積極推進制度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堅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氣，同樣，離開不斷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徹底、不可能久遠。”既強調制度自信，又強調制度變革，這兩方面是辯證統一的。新時代制度建設更多面對的是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對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強，相應地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更重。

　　就制度自身發展而言，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個動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必須隨著實踐發展而與時俱進。不斷推進制度創新，讓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歷史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今天，我們黨處在這樣的歷史方位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目標和工作任務，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要在固根基、揚優勢的前提下，扎實推進補短板、強弱項的各項工作。既排查梳理之前各項改革任務的完成情況，已經完成的繼續鞏固深化，尚未完成的持續推進，又要把全會部署的任務及時納入工作日程，實現有機銜接。在堅持和鞏固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積極吸收借鑒人類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建立健全國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備的制度。同時，及時總結實踐中的好經驗好做法，成熟的經驗和做法可以上升為制度、轉化為法律。在統籌協調中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把我們的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社會發展的現實效能。

　　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發展形勢總的是好的，大局是穩定的，但面臨的風險也是多方面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的事業越前進、越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就會越多，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就會越多，面對的不可預料的事情就會越多”。面對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必須堅持底線思維、強化風險意識，堅定戰略定力，善于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剛性”提升斗爭信心，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韌性”提升斗爭藝術，運用制度威力應對一切風險挑戰。

　　（作者：鄭萼，系首都師范大學黨委書記，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委托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原創性貢獻研究”［2018XZD0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