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還在惡化，而東亞國家是全球第一波疫情的受害者。由于初期采取嚴格的防控措施，中國按下了經濟社會活動的“暫停鍵”。同時，東亞國家間的人員往來銳減，物流程度大大降低，世界三大經濟體之一的東亞社會經濟受到了重創。值得注意的是，這期間美國人普遍覺得事不關己，其政客和官員還聲稱這“有助于”產業回流美國。

　　此情此景，讓人回想起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給整個區域經濟帶來巨大沖擊的慘狀。當時由于美國金融大鱷的攪動，使得東南亞的泰國金融崩潰，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金融市場損失慘重，國家受傷害程度不亞于一場戰爭，而且連帶中國的香港和臺灣，乃至韓國，都深受其害。當時中國承受巨大金融風險壓力，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并向東南亞一些國家給予金融援助，最終穩定了東亞金融市場。

　　那場金融危機使東亞域內國家認識到，榮辱與共對整個地區至關重要，需要形成合作相助的整體。因此，正是這一年東亞國家第一次攜起手來，建立了“東盟+中日韓”（10+3）東亞區域多邊合作機制，共同推進區域制度性經濟協調。從此，東南亞和東北亞兩個次區域組合在一起，開啟了東亞區域整合的進程。

　　23年前的教訓和當前的事實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之處。東亞國家從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中獲得啟示，追逐一己私利的世界老大絕不會真正為東亞著想，域外勢力在關鍵時刻并不可靠。鑒于此，東亞國家要抗疫、求復蘇、促發展，只能靠東亞國家自己的團結協作，齊心合作。

　　疫情橫行時東亞國家已深刻理解了古語“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寓意，更認清大家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的鄰里，必須堅守為善為伴和“守望相助”的精神。現在，就像23年前一樣，面對新冠病毒擴散造成的內在挑戰和美國冷漠隔絕造成的外部壓力，東亞國家必須攜手共進直面新的未來，給區域合作注入新的動力，提升區域整合的制度化合作的程度。

　　4月14日東盟與中日韓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領導人特別會議召開，這是東亞國家一項化危為機、提升合作的重要多邊行動。這次會議與近一個月以來國際社會召開的一些多邊峰會有著明顯不同。3月份召開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領導人視頻會議”、G7峰會和G20峰會，更多的是一種多邊合作意愿的宣示，并沒有實際的多邊合作措施。而這次東亞領導人會議，應該是世界上第一個區域性應對疫情和追求復蘇的多邊集體行動。

　　這次會議上，各方領導人不僅強調了共同應對疫情的強烈意愿和集體采取行動的具體建議，更重要的是各國愿攜手努力恢復區域內的社會經濟活力。中方在此次特別會議上提出“為重要和急需人員往來開設‘快捷通道’”“進一步減免關稅、取消壁壘、暢通貿易、促進投資”“支持東盟設立抗擊疫情特別基金”“建立10+3應急醫療物資儲備中心”等倡議，得到與會多國領導人的支持和響應。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本次會議最后發表了《特別會議聯合聲明》。過去23年的“10+3”領導人會議僅發表過三次“聯合聲明”，都是在重要時刻為確定未來東亞合作戰略方向而發出的重要文件。可見這次東亞國家為共同抗疫和恢復經濟而發表聯合聲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聯合聲明可以看出，與會各方不僅著眼于共同、有效防控疫情，也設定了未來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向。

　　而且這次會議還提出了推動合作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

　　第一，發揮機制作用：各國決心在“10+3”框架下的相關領域機制下，籌集資金，提升區域預防檢測，應對疫情；第二，進行“能力建設”：強調各國和區域的應對流行病的能力，進行流行病學科研合作能力訓練，支持公共衛生人力資源和能力建設；第三，做好“金融安排”：將從東亞一系列合作基金和區域性銀行籌集資金，共同應對疫情和恢復經濟活力；第四，加強“供應鏈”建設：共同致力于推動疫后復蘇，促進經濟發展，要保障區域內供應鏈的韌性和可持續性；第五，為保經濟活力“提供便利”：要為恢復社會經濟而努力的各種人員在區域內流動提供便利；第六，責成落實人員：要求由各國外交部長作為措施落實“協調人”，確保“相關領域機制密切協作”。

　　這些內容體現了東亞合作得到了進一步的升級，即突出強調機制性建設，重視能力建設，為合作提供金融保障，夯實供應鏈和產業鏈的區域基礎。其實，東南亞和東北亞兩個次區域，既有各自關切的政治安全與社會經濟事務和自我凝聚組合的需要，但又猶如一個葫蘆的上下兩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這決定了東亞區域的整體認同和一體化需要。

　　筆者曾用“平軸模式”來界定東亞整合的進程和樣式。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同遭遇、經濟復蘇的共同挑戰，必須化危為機，將其轉化為東亞合作升級的新機遇。通過各國務實協作，推動物資供應的機制建設，實現金融產業的制度合作，最終建構一個生命相連和命運與共的區域共同體。（作者是外交學院戰略與和平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