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德勞訴奧肯”案是一個著名的合同法案例。在1812年英美戰爭期間，英國封鎖了新奧爾良，導致煙草這類出口商品價格暴跌。一位名叫奧肯的煙草商，得到了一份戰爭馬上就會因為締結和約而結束的機密情報，他打電話給萊德勞煙草公司的代理人，提出要購買煙草。萊德勞煙草公司的代理人并不知道締結停戰和約的消息，所以他們以低價簽訂了合同。第二天，新奧爾良發布公告，戰爭結束，煙草的價格開始飛漲。萊德勞公司不愿履行合同，向法院起訴奧肯，最后這份合同被法庭宣告無效。

　　主流新古典經濟學支持法院的判決，其理由有兩點，第一，奧肯只是偶然得知戰爭即將結束的消息，而不是花費時間和金錢發現的，也就是說，該信息是沒有成本的；第二，簽訂合同的第二天戰爭即告結束，并沒有任何促進煙草生產的作用，也就是說，不符合生產性信息的要求，未能創造更多的財富。

　　那么，利用什么樣的信息獲利是值得的呢？主流新古典經濟學舉的經典例子是，比如有礦業勘探公司用飛機進行空中勘察，發現一片農田下面很有可能埋藏著非常有價值的礦產。那么，他們在提出購買這片農田時，就無需向土地的所有者披露這一信息，而可以合理合法地獲得信息帶來的相關利益。因為該信息既花費了大量成本，也是具有生產價值的。

　　絕大多數高賣低買的交易，都涉及到未披露的信息，按照以上標準，并不能形成合理的信息披露規則。首先，只鼓勵花費成本獲得的有用信息，而不鼓勵無需成本的有用信息，這恰恰與追求經濟效益的目標相反。一件事物的價值并不能由其成本決定，而是由利用者的主觀評價決定。

　　其次，要求信息是生產性的，能夠促進后續生產，也超出了信息發現者能夠判斷的范圍。他們是在（潛在的）獲利機會的激勵下發現并利用信息，而是否能夠促進生產，增進社會整體的福利，是其非意圖的后果。經濟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是因為注意到了這種非意圖的后果并加以系統地研究，即亞當·斯密所謂的“看不見的手”。而現在主流經濟學卻要求市場中的行為人預先判斷自己行為的非意圖后果，由此判斷行為是否合法，不但是強人所難，而且也是對最基本的經濟規律的背棄。

　　但是，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等是客觀存在的，信息披露的標準也是現實的需要，那什么樣的標準才是合理的呢？

　　著名經濟學家柯茲納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路。他認為信息的發現者即創造者，發現信息就是創造了原本不存在于人類社會和人類行為中的機會，因此，發現者可以合法地占有該信息并從中獲利。而在該信息發現之前，任何人都不曾將該信息納入行為決策的考慮。

　　在低買高賣的交易中，最初的賣家根本不知道他們當時就可以獲得更高的價格，而最終的買家也不知道他們當時就可以較低的價格獲得某件商品，所以，這種價差對他們而言就構成了一個尚未發現的機會，發現者則是套利的企業家。從“發現者即占有者”的觀點來看，企業家就可以正當地占有由此產生的利潤，因為可以說他是創造了這種利潤。

　　以這種標準，我們來分析開篇的案例，萊德勞公司在與奧肯簽訂合同時，并不知道停戰協議即將簽訂，他們也根本沒有考慮相關情況，因此很樂意以當時的低價成交，奧肯并沒有損害萊德勞公司的利益。第二天停戰的消息公布，萊德勞公司反悔，并得到了法院支持，這其實是以事后的發展來改變事前的決策，是對更廣泛的契約基礎的破壞。而飛機勘察礦藏的例子，礦業勘探公司的發現行為實際上就是創造行為，他們保留其創造的信息及其收益當然是正當的。核心不是勘探付出的成本，而是發現行為本身。顯然，這種分析更能揭示這些事情的本質。

　　至于內幕交易，我們并不能認為內幕信息的擁有者是發現者，因為他所掌握的信息是其他市場上參與者決策時會納入考慮的那些信息，即使他們不知道準確的內容甚至被誤導了。因此，內幕交易不具有合法性。類似的情況是二手房或二手車買賣，如果賣家故意隱瞞信息，誤導買家，就會影響合同的自愿性，甚至導致交易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