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時的重要講話，與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緊密銜接，深刻揭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有的使命擔當，深切表達了黨和國家對哲學社會科學界的殷殷期盼與厚重囑托。堅持與時代同步伐，為新時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培根鑄魂，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神圣職責。

　　與時代同行

　　時代是思想之母。與時代同行，是哲學社會科學的生命活力所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藝如此，學術亦然。唯有踏合時代的節拍、因應時代的變化、把切時代的需求、應答時代的發問，哲學社會科學才能與不竭的源頭活水相貫通，才能有常新常青的精彩。正因如此，馬克思將“真正的哲學”稱之為“時代精神的精華”，“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游離于時代、落伍于時代，哲學社會科學便無以興盛，更無以為用。

　　與時代同步伐，最根本處在于對時代問題的準確把握與自覺回應。問題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也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有所創見、有所新獲的起點。哲學社會科學史上那些至今引人反復研讀的名篇巨制，哪一個是游離于時代的喃喃自語呢？它們無一不因其對所處時代重要問題的精深省思、不懈求解而跨越時空、生輝流譽。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永葆青春，也正在于其與時俱進的鮮明理論品性，其對時代發展新課題永不停頓的敏銳關注和創造性探索。一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后繼者們不斷根據時代、實踐、認識發展而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在書寫時代答卷中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史。

　　經過長期奮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一個來之不易的時代，也是一個風云際會的時代；是一個回首令人動容，展望催人趨赴的時代，也是一個吸引世人越來越多眼光的時代。對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而言，這是一個提供了空前豐富素材與題材、空前復雜命題與試題、空前廣闊機遇與空間的時代。記錄、書寫、謳歌我們的民族開創這一時代的百折不回和雄奇壯麗，揭示并講清楚我們的民族實現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的中國智慧中國邏輯，生于斯時、歷于斯世的當代中國學人最有資格，也最有責任。與此同時，“新時代”之謂，表明了我們的發展所處的新階段，也提示著我們的奮斗所處的新境遇。在新的發展進程中，我們面對著復雜交織的新題和難題、各種各樣的中國問題與全球問題。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曾接連用五個“面對”、五個“如何”、五個“迫切需要”，高度凝練地提出了哲學社會科學應當關注和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課題。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曾批評過一種現象：“有相當一部分理論工作者，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提出的種種重大的理論問題缺乏興趣，不愿意對現實問題進行調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現實保持距離，免得犯錯誤，或者認為沒有學術價值。”客觀而言，這種現象，于今仍不乏存在。稱職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絕非空頭的評論家，更非袖手的旁觀者。哲學社會科學與新時代同步伐，就是要求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趨時必果、乘機無怯，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研究新時代。唯此，哲學社會科學才能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新奮進提供思想的啟迪、知識的武裝、精神的激勵。

　　發時代先聲

　　發時代先聲，對于哲學社會科學而言，就是要拿出原創性和引領性的成果，推動思想進程，引領時代發展。發出時代的先聲，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責任和使命，也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應有的自信和勇氣。一方面，一個國家和民族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高度，不是由其論著的厚薄累成的，而是由其原創性、引領性成果的多寡標示的。哲學社會科學乃至文化強國之強，奠基于原創性和引領性成果的繁富。另一方面，“歷史是不能靠公式來創造的”。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在這里，一切刻舟求劍、照貓畫虎、生搬硬套、依樣畫葫蘆的做法都是無濟于事的。獨創性的實踐要求中國人自己寫出原創性的教科書，也為寫出原創性的教科書積累了豐富深刻、獨一無二的實踐經驗。增進創新的勇氣、形成原創的成果、發出時代的先聲，我們才能不辜負這個時代。

　　發出時代的先聲，前提在于放開胸襟、廣納博收。不立于人類思想智慧的高處，不系統考察歷史上各種曾經的時代先聲，不可能發出新時代的學術先聲。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形態，是古往今來各種知識、觀念、理論、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深刻揭示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繼承、借鑒與創新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包括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進步，與我們對本民族文化傳統、對域外文明的正視與汲納是分不開的。回望改革開放以來的歷程，不難發現，我們正是在打開國門中，趕上了時代。新時代的我們，擁有了更充沛的自信，但不能因而自負、自閉，而是要有更大的博采中外、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從容和努力。

　　發出時代的先聲，關鍵在有會通超勝的自覺追求。不忘本來、吸收外來，為的是更好立足當下、面向未來。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我們既要勇于執守、善于吸收，同樣要敢于超越。滿足于止步已有的思想資源，最多只是“融”而非“通”，最終只能“隨人作計終后人”，無以形成具有自己原創性的成果、確立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和優勢。在對域外文明和歷史傳統的采借中，如若失去當下自我的主體性，陷入“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的迷局，淡忘“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的古訓，不僅原創性無從談起，也解決不了我們當下的實際問題。對待馬克思主義，我們同樣也要有科學的態度。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只有不可救藥的書呆子，才會單靠引證馬克思關于另一歷史時代的某一論述，來解決當前發生的獨特而復雜的問題”。發展新時代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需要我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同時，立足時代特點，守正出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為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中國的原創性貢獻。

　　為時代明德

　　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文化文藝工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就屬于培根鑄魂的工作，在黨和國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培根鑄魂”一語，清晰點明了哲學社會科學在國民心性塑造、民族精神弘揚中的獨特作用，啟示著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不僅要做好著書立說的工作，更要盡到為時代鑄魂立德的責任。

　　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當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存在的一些不良風氣，強調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必須解決好學風問題；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傳播者，以深厚的學識修養贏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領風氣，在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實現價值。發揮好為時代明德的作用，需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切實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覺涵養大格局、弘揚好學風。

　　中國知識分子素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傳統。這種志向和傳統，滋養著一代代中國學人的心胸和格局，鼓舞著中國學人為著民族和國家而上下求索的赤誠和擔當，至今仍當為我們所承揚。在新時代，涵養治學的大格局、弘揚好學風，關鍵在于真正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樹立為人民做學問的理想。有了這樣的學術理想，就能夠自覺地將個人興趣和社會需要統一起來，將學術責任和社會責任融為一體，筆端富有深情和穿透力、感染力。有了這樣的學術理想，一個學者才會有治學的定力、推敲的耐心、出新的勇氣，沉潛得下、奮發得起，煉得出精品。顧炎武在其名著《日知錄》中曾寫道：“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這種“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的著文觀和治學觀，至今仍應成為所有學人的座右銘，也是哲學社會科學為時代明德的當循法則。

　　（作者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