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面對十分光明的前景和十分嚴峻的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著重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分析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面臨的安全形勢，闡明了需要著力防范化解的重大風險，對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負起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政治責任提出了明確要求，具有很強的思想性、針對性、指導性。對此，我們應當加以全面準確的把握，方能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更好地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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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種思維的背后，總有特定的精神品格發揮著支撐作用，并外化為獨特的氣質表達。就底線思維而言，其價值情懷的核心指向便是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在本質上規定于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取向。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立場就是工人階級的立場、大多數人的立場，也就是全人類的立場。這一本質規定性的價值約束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便初心不改、始終不渝。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共產黨人的憂患不在于“私”而在于“公”。這份飽含著對大眾蒼生、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憂患之情，始終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黨是生于憂患、成長于憂患、壯大于憂患的政黨，正是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心存憂患、肩扛重擔，才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憂患意識在基因上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憂患意識的精神傳統在中國源遠流長。《周易》中講，“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可保也”；孔子云，“君子憂道不憂貧”；孟子曰，“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這些凝聚傳統憂患意識的傳世之言，是古人應對自然風險和進行社會治理的智慧精華，并充分體現出中華民族勇于擔當的崇高責任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更是逐步內化為中國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的境界追求與精神標識。這份內生于中華文明的憂患之心，為中國共產黨人所傳承并實現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憂患意識在實踐上適應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們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就是憂黨、憂國、憂民意識，這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擔當”。這份責任說到底是對“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一歷史使命的擔當。恰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和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面對各種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唯有常懷憂患，憂黨之安危、憂國之興衰、憂民之苦樂，憂底線之能否堅守，才能最大程度地激發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精神狀態和奮斗姿態。

　　通過革命、建設、改革的風雨洗禮，中國共產黨已然將直面問題的憂患意識內化為鮮明的執政品格。有了憂患意識，底線思維便獲得了充盈的意識前提和堅實的價值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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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期和改革攻堅期，還將面對世界大變局深刻演變所引發的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增多的嚴峻挑戰，由此而來的各類矛盾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在此背景下，底線思維在實踐向度防范化解風險的核心效用越發得以彰顯。我們必須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從實踐層面具體展開來說，要練就過硬的防范風險的政治本領，需遵循以下實踐邏輯和基本原則：

　　科學研判風險，力求見微知著。當前，我們面臨的風險具有復雜性、不確定性、嚴峻性等典型特征。從復雜性看，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重大風險”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要“既聚焦重點、又統攬全局，有效防范各類風險連鎖聯動”。從不確定性看，“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從嚴峻性看，一旦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不力，其引發的許多后果將是我們難以承受的。因此，必須“要強化風險意識，常觀大勢、常思大局，科學預見形勢發展走勢和隱藏其中的風險挑戰，做到未雨綢繆”。

　　完善規則制度，力求防患未然。在對風險源加以調查研究、審慎分析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將目標底線轉換為行動層面的約束規范，要對哪些重大原則是必須遵循的、哪些事是決不能做的、哪些職責是必須履行的了然于胸并堅決貫徹落實。此外，還應當將成熟而定型的行動規范上升為相應的制度，并進而提升為文化層面的底線意識自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明確要求的，“要完善風險防控機制，建立健全風險研判機制、決策風險評估機制、風險防控協同機制、風險防控責任機制”。

　　做好應對預案，力求有備無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有所準備”是中國共產黨人應對風險挑戰歷來持有的科學態度。毛澤東同志在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以后都曾多次強調，“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來建立我們的政策”。當風險轉化為現實之時，一旦沒有準備，必然張皇失措、無所適從。反之，在出現重大風險之前便“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做到應急機制已然可靠完備、應對之策已然成竹在胸，便能夠力爭在面對重大風險時“扛得住、過得去”，從而始終把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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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證唯物主義是我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樣也構成了底線思維的方法論基礎。這就要求我們在理解和掌握底線思維的思想方法時，特別需要把握好三組辯證關系。

　　一是把握好風險和機遇的辯證關系。古人有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機遇和風險代表著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好”“壞”兩個方面。一方面，不能只見有利因素而忽視不利因素，需要在追求“好”的結果的同時做好“壞”的打算；另一方面，也不能只見消極因素而忽視光明的一面。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要視困難為考驗，把挑戰當機遇，變被動為主動。困難是一道坎，是一道分水嶺。就像鯉魚跳龍門，跳過去就是一片新天地，進入一種新境界”。這對于今天我們更好地駕馭國內外各種復雜局面仍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二是把握好底線和高線的辯證關系。底線不是守攤子、看地盤，而是立足底線、追求高線。守住底線只是最低要求，更重要的是千方百計向高線進軍。正所謂“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每一次底線目標的達成都為高線目標的實現創造了前提條件，而以往許多似乎遙不可及的高線在歷史的目的性活動中已悄然轉化為底線。底線思維能力，就是客觀地設定最低目標，立足最低點，爭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

　　三是把握好防御和進取的辯證關系。科學的底線思維是建立在對主觀能動性的正確理解之上的。堅持底線思維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就是要解決重大矛盾，要解決重大矛盾就離不開偉大斗爭。底線思維不是消極懈怠、無所作為的被動性思維，而是典型的積極防御思維。毛澤東在革命年代便曾精辟地指出，“消極防御實際上是假防御，只有積極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御”。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需要有充沛頑強的斗爭精神”，“要敢于擔當、敢于斗爭，保持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科學判定并在行動上堅守底線，無不有賴于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以及斗爭精神的發揚。消極看待底線，只能被動防御，其結果往往是難保底線。只有積極能動地對待底線，才能夠真正化被動為主動。

　　作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 執筆：古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