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一詞最早流行于美國軍界，指的是軍事戰略家們討論戰爭計劃的房間，也即提供軍事建議的組織。經過多年發展演變，如今智庫的內涵已擴展為“從事公共政策研究和分析的機構”或者“連接知識和決策的橋梁”。這些機構以政策為導向展開研究、分析和咨詢，以便讓政策制定者和公眾作出基于正確信息和科學知識的判斷與決策。

　　從詞源上看，智庫是舶來品，然而，從功能上探究，智庫在中國古已有之。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史中，封疆大吏、王公大臣們大多擁有自己的“門客”或“幕僚”隊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在發揮著類似智庫的作用。不過，幕僚、門客，不僅具有人身依附性，而且其工作是為私人服務的，就此而論，他們與現代智庫大異其趣。現代智庫固然最終仍要以影響政府決策為己任，并以其影響大小作為判斷成功與否的標準，但是，在向決策機構闡述事實的過程中，在將自身知識和專業技能融入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他們都以保持研究的客觀性為前提，其研究成果大多是可公共使用的。

　　應當說，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明確界定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黨和政府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支撐，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始自黨的十八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健全決策機制和程序，發揮思想庫作用。”此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可見，在中國推進智庫建設，是形勢使然，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中提高治國理政能力的最新實踐。

　　在此背景下，2014年以來，新型智庫建設在我國蓬勃興起。黨政部門、各級社會科學院、黨校和行政學院、高等院校、軍隊、科研院所和企業紛紛成立了各種形式的智庫，體制機制相對較新的社會智庫等也大量涌現。如今，中國智庫數量不斷增加，已廣泛覆蓋了經濟、社會、科技、外交、國防、安全、教育、文化、體育、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智庫的活動也逐步融入國家經濟、社會決策過程，很多重大的政府決策都有智庫參與其中；正在實施的各項政策，也越來越多地要經過以智庫為主體的社會研究力量的第三方評估。

　　在國際事務中，新型智庫也在公共外交的舞臺上展現出獨有的氣質和能量。無論是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上合組織等國際合作機制方面，還是在共建“一帶一路”、應對中美經貿摩擦等國際問題的研討會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都發揮著外交“二軌”的獨特作用。

　　新型智庫影響決策和民意的途徑渠道也更加多樣化。出版物、平面媒體、研究報告、研討會、報告會、學術沙龍等傳統渠道和路徑，如今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運用；網絡、社交媒體等新的傳播平臺也越來越受青睞。傳統上比較薄弱的對外宣傳環節，也因新型智庫的加入，得到了有力加強。

　　新型智庫引領主流輿論、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也更加凸顯。每當國內外形勢發生趨勢性變化，每逢國家發布重大公共政策，每臨國內外出現新的事態，智庫總會適時發聲，而且漸成常態，有力地發揮了闡釋黨的理論、解讀公共政策、研判社會輿情、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的積極作用。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在借鑒學習發達國家智庫建設慣例、經驗的同時，真正體現中國特色的智庫建設體制機制，開始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毋庸置疑，在一個規模宏大的制度建設過程中，必然伴生若干不平衡、不協調的現象，甚至“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有人說中國智庫“庫多智少”，固然頗多揶揄，但確實尖銳地指出了當前智庫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庫多智少”困局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對于智庫研究獨立、專業、公正、科學的本質要求，還缺乏切實理解。其二，我國學術積淀深厚、隊伍龐大的科研力量，尚未被有效地動員和組織起來，轉化為支撐公共決策的柱石，致使很多智庫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均質量平平。其三，智庫建設中出現了一些運動式推動、排浪式發展的現象，有的智庫不能靜心研究“坐冷板凳”，而是“流于搭臺子、請名人、辦論壇”，陷入了形式主義的怪圈。其四，公眾參與黨和政府決策過程的程度還比較低。尤其是對于智庫而言，一方面，難以獲得研究所需的各類資料、數據和信息；另一方面，研究成果也缺乏影響決策、成功轉化的有效路徑，致使決策需求和智庫研究“兩張皮”現象依然存在。顯然，度過了熱熱鬧鬧的初創階段，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已走到了新的發展階段，需要不忘初心、遠離浮華，走上扎扎實實求質量的發展之路。

　　立足良好開局，直面瓶頸障礙，扎實推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健康發展，需要從如下四個方面開展工作：

　　第一，深刻理解并努力實現現代智庫的本質要求——獨立性、科學性、建設性、智力資本密集和影響力。

　　所謂獨立性，指的是智庫一定要堅守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不受各種利益集團的干擾和誘惑，摒棄各種臆想的、不能被證實或證偽的資料、觀點和理論，進行獨立思考。在國際國內形勢愈加復雜、社會利益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對于研究、推動公共政策制定并分析評估公共政策效果的智庫來說，更應堅持獨立思考。

　　所謂科學性，指的是智庫研究應以深厚的學術積淀為基礎，以國內外最新的科學理論和現代方法為依憑，掌握翔實可靠的數據和資料，用簡潔易懂的方式表達主張。智庫應當向有關部門提供準確、可復查、可檢驗的信息；應當提供專業精準而不是泛泛而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知識；應當給出切實管用、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為決策部門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據；應當向社會公眾提供準確、科學、有說服力的政策解釋。唯其科學，智庫才能獲得公信力。

　　所謂建設性，指的是智庫的最基本功能不在于提出問題、發現問題、解釋現象，更不能淪為“憤青”，滿足于做世界的旁觀者、批判者，而是要在深刻剖析世事的基礎上，用自己的行動踐行馬克思的著名宣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換言之，現代智庫應始終以解決問題為自己的努力目標。

　　所謂智力密集，指的是智庫應當會聚各方英才，在有效分工的基礎上協同攻關。眾所周知，當今全球知名智庫，都不以人數眾多取勝，而是以精英薈萃為自豪，多數知名機構僅僅擁有幾十名甚至十幾名研究人員。美國中央銀行的主席卸任之后便去國際頂級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任職，這向我們提供了國際一流智庫用人之道的典型例證。所以，在我國智庫的未來發展中，延攬那些既精通學術，又深諳國情，且善于管理的人才，顯然是最為緊迫的任務。

　　所謂影響力，指的是能對社會、對理論界、對決策者產生重大影響，其研究成果能夠規范理論潮流，引領社會輿論，助力政策制定。在此基礎上，對國際事務和國際社會的發展動態產生影響，亦為題中應有之義。

　　毫無疑問，智庫的根本追求是產生影響力。但是，其影響力是建立在獨立性、科學性、建設性和智力資本密集基礎之上的。缺乏這些基礎，智庫的影響力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應當成為我國智庫實現更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遵循。

　　第二，完善新型智庫的體制機制。黨中央在擘畫我國智庫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必須具備8條基本標準，即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相對穩定、運作規范的實體性研究機構；特色鮮明、長期關注的決策咨詢研究領域及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影響的專業代表性人物和專職研究人員；有保障、可持續的資金來源；多層次的學術交流平臺和成果轉化渠道；功能完備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統；健全的治理結構及組織章程；開展國際合作交流的良好條件等。對照來看，缺失基本要素，是造成我國智庫水平參差不齊的重要原因。

　　在上述要素中，我們特別強調智庫應擁有自己的研究機構、自己的研究隊伍、自己的研究領域及可持續的研究成果。誠然，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飛速發展的情勢下，智庫運行開始平臺化、網絡化、社交化、論壇化，然而，這些變化主要關乎智庫成果的傳播形式與渠道，并沒有改變智庫的本質。在筆者看來，擁有自己的專業化成果，并以此作為主要辨識特征來立足并據以區別于他人，對智庫而言至關重要。因此，在今后的發展中，應始終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提高研究質量、推動內容創新、同政策研究對接，作為智庫發展的主要方向。

　　第三，筑牢堅實的理論基礎，為智庫發展提供學術支撐。要提高我國智庫的學術質量，推動內容創新，必須充分動員我國雄厚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力量，使之與智庫相輔相成、相互支撐、共同繁榮。因此，要充分認識學術研究和智庫研究各自的特點，彼此間的區別和聯系，在兩者之間建立相互支撐、密切配合的運行機制。從多數國家（地區）的實踐看，處理學術研究機構和智庫之間的關系，在體制上大致有兩類安排。

　　其一是機構分設，即學術功能和智庫功能分別由不同機構承擔，絕不混搭。即，若定位于學術研究，則專注于皓首窮經。其成果評判標準，便是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在學科發展上發揮引領作用，以及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產生影響力。若定位于智庫，則專注于戰略設計和政策咨詢，關注政策影響力和對社會公眾的影響力。至于發表論文、學科建設等等，在其考評標準體系內占據的比重相對較小。

　　其二是學術與智庫功能共居一體，但這些功能分別由專門的下屬機構分擔。“功能分設、適當交流、相互支撐”是其基本特色。世界上有些著名大學即屬此類，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擁有30余家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全球著名的智庫——胡佛研究所；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擁有26家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等等。與純粹且單一的學術研究機構和單一智庫相比，多功能大學的優勢在于，研究人員可以在學校內的教學、科研機構和智庫等內設二級機構之間適當流動。由于人員可以比較自由地流動，這些大學便有了其他機構所不具備的優勢：一方面，因其功能分設，不僅考核機制得以專一，可收專業化之效，不致產生顧此失彼的弊端；另一方面，因其人員可以流動，當能實現學術研究、政策設計與教學彼此促進、相互支撐的共贏局面。

　　我們以為，采取世界著名大學的方式，即將學術殿堂和智庫在學校或科研院所之下實施“功能分設、適當交流、相互支撐”，比較容易迅速動員我國龐大的教學、科研隊伍，整合我國的智庫功能，并較快產生效果。因此，在智庫與政府管理部門之間建立“旋轉門”的同時，也應有效地在智庫與學術研究機構之間建立“旋轉門”。前者可以保證智庫研究的方向與敏銳性，后者則可有效保證智庫研究的質量、內容、深度和可持續性。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對一系列現行的制度，例如兼職等的相關規定做出調整。

　　第四，建立符合智庫發展需要的財務制度和法人制度。按照智庫建設的特色需求來看，我國智庫的財務制度至少有三點需要改進：其一，智庫在法律上并非免稅的非營利組織；其二，因為現行科研經費管理制度等約束，智庫研究人員在獲取智力報償方面存在障礙；其三，智庫自身難以從事合理、有效的資產配置，不利于智庫資產的保值增值和財務的可持續性。財務制度上的問題歸因于我國智庫治理機制的不完善。迄今為止，我國智庫的主體，很多還是事業單位，或者是這些單位的內設機構。這種治理機制已經滯后于智庫發展的需要。建議有關部門根據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民法總則》第三章有關“法人”或第四章有關“非法人組織”的最新規定，為智庫確立明確的法人地位，夯實我國智庫健康發展的法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