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這一優(yōu)秀傳統(tǒng)政治思想出現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充分說明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傳統(tǒng)優(yōu)良政治基因的傳承與發(fā)揚。“公天下”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中最核心的基因，民為邦本、選賢與能等一系列理念和安排都是從這種基因中生發(fā)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想與中國傳統(tǒng)優(yōu)良政治基因具有高度的親和力，因而能被億萬中國人民所選擇，帶來了政治基因的優(yōu)化組合。“為人民服務”是這種優(yōu)化組合的一個鮮明體現，是時時激勵中國共產黨人奮勇向前的那份“初心”，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黨性的根本基礎，是其區(qū)別于西方政黨的精神標識。要使這種精神標識轉化為實際的政治成果，就需要通過有效的政黨行為維護好人民的利益。有效的政黨行為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黨的組織行為，尤其是政黨目標的確定和執(zhí)行；二是政黨的個體行為，尤其是黨員干部以自覺的行動實現政黨目標。這兩種行為是相輔相成的，沒有好的政黨目標，再好的個體行為也不能帶來好的結果；同樣，沒有好的個體行為，再好的政黨目標也就無法實現。

共產黨人要始終加強自律，公私分明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需要一個更加自律的政黨。然而，與以往的時期相比，這種自律更加的不容易：一是中國已經成為有著巨大體量的經濟體，黨員干部面臨著“四大考驗”；二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一些黨員干部過慣了呼風喚雨的好日子，現在讓他低下頭來，去多做事情，少拿好處，何其難也，而優(yōu)良作風的進一步鞏固還需要久久為功。

但是，即使有再大的困難，共產黨人的自律都要往前推進，這一代做好了，下一代就會成為習慣。只要進入干部隊伍，那種“公”的意識就要自然而然地涌現出來，“公私分明”就要成為做事前自然而然的前提，“先公后私”就要成為做事時自然而然的想法。

做到“公私分明”需要一些制度性和技術性的條件。中國在創(chuàng)造這些條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譬如說軍隊與經商脫鉤，公務卡的推行等制度和技術的變化讓黨員干部越來越失去分不清公私的借口。同時，這些年全面從嚴治黨的不斷推進的確能夠讓更多的黨員干部在把手伸向公家的利益時產生更多的忌憚，在考慮私人利益時首先得想想這是否侵犯了公家的利益。盡管這是因為害怕而產生的想法，但久而久之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先公后私”的習慣。

不過，從被動的“先公后私”到主動的“先公后私”仍然需要精神的激勵，沒有精神的激勵，被動的“先公后私”是不可能持久的。如果僅僅依賴制度和技術的籠子，試圖做到不敢腐和不能腐，在一個復雜的巨型政治網絡中是很難的。“不想腐”并非“不敢腐”和“不能腐”的自然結果，而在一定程度是相對獨立的自律機制的產物。

在傳統(tǒng)社會，這種自律機制通常是類似士大夫文化、貴族文化或宗教信仰的產物，而在當代社會，這種自律機制主要是政治組織，尤其是政黨的產物。在各國政黨中，中國共產黨是提供這種自律機制的最典型代表，它在實踐中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黨建新路。所以，在2017年召開的世界政黨大會期間，加強政黨自身的建設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經驗引起了與會政黨的廣泛重視。

讓中國共產黨自律機制在新時代煥發(fā)新生機

政黨自身建設的核心內容就是這種自律機制的形成，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政黨自律機制與傳統(tǒng)社會的自律機制又有何不同呢？如果回到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經歷，答案就有可能揭曉。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革命影片和革命年代的回憶錄，也看到很多學者的歷史研究著作，這三者之間可能存在很多差異，但那些投身革命的共產黨人超越私心、犧牲為公的行為都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印證。他們?yōu)槭裁茨軌蜃龅玫侥兀渴紫龋覀冃枰獜闹袊幕姓腋矗袊鴤鹘y(tǒng)中的主流思想肯定人有為他人和為天下的善心，而我們的文化則是要把這種善心發(fā)揚光大，并傳導成人之為人的義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是這種善心在大眾和精英兩個層面?zhèn)鲗С鰜淼牧x務。當我們的國家面臨災難時，這種義務感就變得更加強烈。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未來指向的信仰，一些大眾和精英內心中難有為了創(chuàng)造不一樣的美好生活而犧牲奮斗的想法。馬克思主義填補了這種信仰的空白，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先進分子接受了它，就不僅能夠為了民族復興而擔當，而且能夠為了中國人民通往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而努力。這種信仰空白的填補是非常必要的，它讓中國人民在應對西方文明的沖擊中，一方面能夠吸納西方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把現代化目標融入到自己的信仰當中，另一方面又能夠深刻地看到西方現代化的弊病，有了超越西方現代化的理想追求，能夠把中國人民帶入更高的理想境界。所以說，中國人在接受、消化馬克思主義之后，形成了一種全新的信仰，這種信仰將傳統(tǒng)、現代與現代之后的理想融合了起來，對我們面臨的現實、我們當下的奮斗和我們通往的未來都給予了一個合理合意的解釋。這種信仰既不同于某些傳統(tǒng)信仰，也不同于某些世俗主義的信仰，而是在不同信仰的端點之間保持了一定的平衡，這種平衡既具有中國的特色，又具有世界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的自律機制就是在這種平衡當中產生的，它推崇大公無私的先進分子，要求大多數黨員干部能夠做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更重要的是，它為自己的黨員能夠克己奉公提供了新的意義感。這種意義感對于這個民族的復興是非常寶貴的精神資源，在過去較長的一段時期，它在不斷流失而我們許多人并不自知。現在，中國共產黨人要重新找回這種意義感，讓其在新時代煥發(fā)出新的生機。一項公務員的價值觀調查表明，我們廣大干部這方面的意義感并不是那么強烈，但也的確真實地存在著。能夠成為一名干部，很多人想到的是其所能給自己帶來的權力、地位和其他利益，現在需要通過新的思想將干部職位背后的意義感重新呼喚出來，讓廣大的干部意識到自己努力去工作，其本身就是非常值得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念。

所以說，十九大報告中所提到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并非簡單地回歸過去的天道觀，而是在繼承中國傳統(tǒng)政治優(yōu)良基因的基礎上，秉承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通過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融合，形成的新理念。在這種新理念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人會有更明確的公私觀念，更有力的自律機制，從而能夠更好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y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比較政治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中國民主政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