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創新往往來自社會生產方式的新變和轉型。在當下由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引發的文藝形態變革中，中國文藝理論迎來自主創新重大機遇，需要我們增強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積極推動理論轉型發展

新技術正在改造物質生產方式，并與包括文藝在內的精神生產日趨融合，那種割裂與物質生產的聯系而孤立談文化藝術問題的理論范式，將越來越缺乏解釋力，而充分結合物質生產來探討精神生產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力越來越強

改革開放40年以來，在信息技術、文藝實踐牽引下，在社會文化潮流帶動下，中國文藝理論經歷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等，當前正經歷關于新技術轉向的探索。在當下由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引發的文藝形態變革中，中國文論迎來自主創新重大機遇。與此同時，中華民族正在實現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構建與中華民族強起來和全球發展新趨勢相匹配的文藝理論創新體系，成為新的時代使命，而新技術轉向將助推我們完成這一使命。

西方舊理論無法解釋中國新實踐

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改變了文藝形態，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藝類型，也帶來文藝觀念和文藝實踐的深刻變化。”新技術轉向正在引發包括文藝理論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基本理論范式轉型，但很多研究者至今仍樂此不疲地操持后現代主義話語，沒有意識到這些后現代文論作為上一輪文化轉向的產物，對新的社會文化實踐已越來越缺乏解釋力。

與語言轉向、文化轉向、新技術轉向相伴隨的是現代信息技術的三次革命：一是與語言轉向相關的現代印刷技術，促進文化藝術大眾化、民主化；二是與文化轉向相關的電子信息技術，主要包括廣播、電影尤其是電視技術等，進一步拓展大眾文藝形態和傳播范圍；三是與新技術轉向相關的互聯網技術，以數字傳播和雙向傳輸等優勢，更進一步提高大眾文化生產力、傳播力，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社會信息生產、傳播、接受形態——新的文論建構必須能有效回應這種形態改變。

從媒介看，以上三次轉向又表現為由紙質（文字） 媒介、電子 （音像） 媒介向互聯網數字媒介演進。產生自文化轉向的西方后現代文論，主要建立在電視媒介基礎上，比如麥克盧漢《理解媒介》所講的“新媒介”主要就是指電視，伯明翰學派大眾文化理論就建立在這種范式上。互聯網已經為我們超越這種范式提供現實媒介技術基礎，然而現在對互聯網文化的討論往往還在運用舊的電視范式，文化批評雖然也開始關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但總體來說，研究對象是新的，所運用的理論范式卻依然是舊的——進一步推動文論基本范式轉型，還需做更細致、深入的辨析和反思。

新技術轉向更需歷史唯物主義指引

技術變革首先帶來文化藝術生產內部生態的巨變，引發文化主體范式轉型。大眾在文化活動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是文化轉向中的重要議題。文化轉向主要關注的是大眾在文化消費中的作用，因此，與電視范式相應的大眾主體范式主要是消費者范式。而到了以社交網絡為代表的web2.0尤其是智能手機普及階段，大眾通過智能手機可以把編輯、改編乃至自創文藝信息發布到社交平臺上，由此大眾也成為文化生產主體或“產消者”。如果說電視帶來大眾文化消費變革的話，智能手機等則帶來大眾文化生產變革：作為“產消者”的大眾開始參與包括文藝在內的文化信息生產流轉各環節、全過程，并逐步對社會文化生態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而更前沿的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使智能機器也正在成為“生產者”——文化轉向中單一的消費者范式研究與當下這些新社會文化現象已越來越不匹配，主體范式的變化必將對文化藝術生產、傳播、評價等造成越來越深刻的影響，充分認識大眾文化主體向“生產者”或“產消者”的轉型，已成為文藝理論發展新的現實需要。

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還關乎包括物質生產在內的廣泛社會生活領域，給文化藝術的外部生態帶來巨變，由此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反思文化轉向存在的某些不足。第一次語言轉向作為所謂“向內轉”，偏離馬克思結合社會實踐尤其物質生產討論文藝問題的歷史唯物主義方向；第二次文化轉向雖是“向外轉”，但這里的“外”總體上不包括經濟活動尤其物質生產，這一轉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偏離傾向并未改變。今天可以扭轉這種偏頗的重要社會實踐基礎是：在新技術轉向中，包括文藝在內的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出現更高程度的融合。

文化藝術生產內外生態的巨變，呼喚文論基礎范式的轉換。當下新技術正在促使信息技術與物質生產日趨融合：互聯網web2.0技術進一步發展，使不同于“信息”的“物”融入互聯網從而形成“物聯網”，引發物質生產方式革命，3D打印機等成為重要生產工具。如果說智能手機只是使大眾掌握精神生產資料而在數字世界中生產符號產品，那么3D打印機則使大眾一定程度上擁有物質生產資料而可以在現實原子世界中生產物質產品。當今新技術不僅在改塑大眾文化生活，而且在影響大眾經濟生活，革命性地改造當今物質生產方式，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更受重視的原因，也是我們超越西方文論輕視物質生產而就文化論文化、就符號論符號等傾向的現實立足點。

先進技術發展為文論創新提供重大機遇

如果說在語言轉向、文化轉向中，中國文論或多或少存在“跟著西方講”的不足，那么，在當下新技術轉向及其引發的文化藝術新變中，中國文論將迎來自主創新重大機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理論創新往往來自社會生產方式的新變和轉型，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正在改造當今全球物質生產方式，并與包括文藝在內的精神生產日趨融合，文化轉向中割裂與物質生產聯系孤立談文化藝術問題的理論范式將越來越缺乏解釋力，而充分結合物質生產探討精神生產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力必將越來越強，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理論優勢，也是我們的理論自信所在。

其二，在文化轉向相關的電視文化發展上，中國較西方有所落后，而在與新技術轉向相關的互聯網、智能手機普及和應用上，中國與西方基本同步，是世界矚目的互聯網大國，這是我們推進文論自主創新的文化技術基礎。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已取得較大成績，并在海外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網絡劇、連通網上網下的IP影視等文藝新形態正在快速發展；如何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融入文藝尤其網絡文藝的創作傳播中，已開始被高度關注——進一步鍛造與新技術相融合的更先進文化生產傳播方式，將是中國文化藝術自主大發展的關鍵。在此基礎上，需要我們更新文藝觀念和批評方式，建構與之相匹配的文藝理論話語體系。諸如利用大數據分析文藝發展、傳播狀況和趨勢，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如何融入文藝創作、傳播、評價過程，從而提升文藝的生產力、傳播力、引導力等，都是中國文論進一步創新發展的問題抓手。

其三，新的技術轉向帶來社會生活領域廣泛變革，這將為中國文化藝術自主發展和文論自主創新奠定越來越堅實的物質基礎。“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論創新發展也與國運相牽。在當今全球新技術范式大轉型中，我們的國運發生歷史性變化：中華民族正在實現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這正是在當下世界文論發展過程中，中國文論自主創新、堅定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底氣所在。

但誠如馬克思所揭示的，包括文藝理論在內的“觀念的上層建筑”往往落后于經濟基礎變革、先進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技術轉向中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正按摩爾定律呈現指數級增長，已經并將更深刻地改變包括文化藝術在內的人類社會生活，與這種指數級速率相比，當今文藝理論研究的思維方式、包括文藝理論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范式普遍顯得滯后。因此，在自覺深刻反思基礎上，更新觀念，推動新技術轉向和文論范式新轉型，就不僅僅是增強理論和文化自信的需要，更是順應全球發展新趨勢的現實需要。在全國深化改革的新時代，在歷史傳承中推進自主創新，中國文論必將大有可為。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