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迦寺作為中國藏傳佛教薩迦派的祖寺，最早在1073年由貢卻杰布建立。近千年來，寺廟規模幾經擴建，是西藏歷史最悠久、地位最重要的寺廟之一。

　　從薩迦派四祖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北上與蒙古皇子闊端進行涼州會談，西藏正式歸屬中央政府行政管轄，到五祖八思巴在忽必烈時期以帝師之尊助推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治理，長久以來，薩迦派在西藏穩定和祖國統一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故宮博物院聯合西藏自治區文物局、薩迦寺寺廟管理委員會等多家單位共同舉辦的“萬法歸一：薩迦寺歷史文化與藝術”展，日前在故宮博物院午門正殿及東雁翅樓展廳展出。展覽精選200余件珍貴文物，展現薩迦寺的歷史、文化及藝術傳統，生動詮釋各民族共同創造燦爛中華文化的深刻內涵。展期持續至5月10日。

　　千年歷史沉淀珍貴典籍

　　薩迦寺坐落于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薩迦縣城北的仲曲河畔，背靠溫波山。1073年，貢卻杰布于此建立薩迦北寺；1268年，八思巴又命本欽（元代西藏官職）釋迦仁欽于仲曲河南岸之平臺上修建南寺。如今，北寺在歷史變遷中已被摧毀大半，僅存遺址，而南寺保存相對完整，有高大的城墻和護城河環繞，外墻涂灰、紅、白三色。灰色代表力量，紅色代表智慧，白色代表慈悲，這是薩迦派寺廟的獨特標志。

　　元代以降，薩迦派發展迅速，人才輩出，在整個青藏高原以及喜馬拉雅地區均具有深遠的影響。薩迦派以家族血脈傳承法統，與藏傳佛教其他教派的“活佛轉世制度”不同，其中以初創時期的薩迦五祖地位最高。展廳中，來自西藏山南市敏珠林寺的薩迦初祖薩欽·貢噶寧波和三祖扎巴堅贊造像莊重威嚴。造像采用鎏金銅片捶揲工藝分段成形，后經組裝而成，將兩位祖師的身體輪廓表現得栩栩如生。

　　展品“薩迦祖師三尊像”唐卡特別引人注目，畫面中心的主尊為大成就者那若巴，為瑜伽士裝扮，周圍環列四任薩迦法王。唐卡用色淡雅，青綠山水與透明頭光的畫法顯示出受到中原繪畫風格影響。

　　薩迦派一貫重視對佛教經典的整理、抄錄和收藏。自13世紀薩迦南寺肇建以來，歷代薩迦法王和學者系統整理并繕寫了眾多典籍，其中以藏文《大藏經》《般若經》等為主，它們主要保存于薩迦南寺主殿內的后墻木質書架上。

　　日積月累，薩迦寺經書收藏的規模不斷擴大，形成巨大的經書墻。這面經書墻高約10米，長達60余米，存有經書8.4萬余卷。薩迦寺因此也被稱為“雪域敦煌”。這些典籍是藏傳佛教文化的重要載體，是研究薩迦寺歷史、文化、藝術以及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珍貴史料。

　　此次展覽上，部分珍貴經書得以展出。其中，《放光般若經》卷四開頭印有漢傳佛教中護法神王像。據題記記載，該經于元憲宗時期在燕京（今北京）印造，原為宋代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經《開寶藏》覆刻本《趙城金藏》中的殘本。該經卷曾長期藏于薩迦寺，后入藏西藏博物館。一部漢傳佛教經典幾經流轉，最終傳入青藏高原腹地，體現了各民族之間持續的交流與融合。

　　助力“九州一統”

　　1247年，時任薩迦派宗教領袖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應蒙古皇子闊端之邀，帶領兩個侄子恰那多吉和八思巴一起遠赴涼州（今甘肅武威）進行會談，最終達成和平統一的協議，史稱“涼州會盟”。此次會談開啟了西藏歷史發展新的一頁，為西藏歸屬中央政府行政管轄奠定了基礎。

　　展覽現場展出的《闊端敦請薩迦班智達令旨》和《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收錄于1629年的《薩迦世系史》手抄本。兩部文書是實證“涼州會盟”后西藏地方成為元代中央所轄行政區域的重要政治文獻。

　　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圓寂之后，其侄八思巴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先后被賜封國師、大元帝師、大寶法王等，在元朝的總制院以及后來的宣政院之下參與西藏事務管理。關于八思巴與忽必烈之間的交往，一個重要物證便是展覽中的“薩”字印。據《薩迦世系史》載，在法王八思巴19歲的陰水牛年（1253年）新年時，薛禪汗（忽必烈）請求傳授灌頂，并賜給八思巴刻有“薩”字的印章。此外，忽必烈還賜予其大量珍寶，足見他對于與八思巴之間關系的重視。

　　此后，以薩迦派占據主導的藏傳佛教信仰在元宮廷中廣為傳播。桑杰貝為元朝第七任帝師。展品桑杰貝帝師印上刻龍鈕，下為篆書陽刻八思巴文“桑杰貝帝師”，形制與文字上融合了蒙古、漢、藏三種文化和藝術風格，體現了元代在多民族交融中維系國家統一的歷史背景。

　　展品元文宗御容像唐卡則描繪了元文宗皇帝頭戴密教法帽、雙手持鈴杵修行打坐的場景，成為西藏地方留傳下來的元代皇帝御容像珍貴遺物。

　　元朝末年，薩迦派的地位逐漸衰弱。直至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傳召貢嘎扎西進京，并封其為大乘法王，薩迦派的影響才又一次在宮廷中擴大，呈現出中興之勢。展品中的一幅18世紀唐卡描繪了大乘法王為明成祖灌頂并受賜印的場景。大乘法王的受封鞏固了薩迦派在明朝的地位，也使其成為在明代與大寶法王、大慈法王并列的藏傳佛教重要領袖。展品中，明武宗給烏思藏（元明時期稱西藏地區為“烏思藏”）大乘法王的一道敕諭，實證了明中央王朝封授西藏地方宗教領袖，并對其進行管轄的史實。

　　可以說，元代中央王朝以薩迦派聯結起整個西藏，為邊疆穩定和民族團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明清之際，盡管薩迦派地位式微，但大乘法王等高僧的出現，表明薩迦派仍然在邊疆的穩固和漢藏文化的傳播與交流中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藝術風格彰顯文化交融

　　薩迦寺的藝術，以繪畫、銅造像以及宗教舞蹈最具特色。薩迦寺早期繪畫藝術受南亞與喜馬拉雅地區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較多。至16世紀，因受西藏中部廣泛流行的勉唐畫派和欽孜畫派影響，薩迦寺繪畫逐漸走上了本土化發展之路，其繪畫風氣為之一變。

　　展品中，唐卡薩迦班智達像底色以紅色為主，主尊呈四分之三面坐姿等，體現出尼泊爾藝術對當時唐卡畫風的影響。一組羅漢畫唐卡則展現了漢藏藝術風格的交融。羅漢畫唐卡一套兩幅，構圖規整，采用分層排列的方式，每幅中將九位尊者分作三排均勻布置。畫面背景以層疊的藍綠山水為主，并輔以花木與瑞獸形象，其表現技法可追溯至中原青綠山水畫傳統。裝裱邊沿處有織物款識，“江南張德南本機自織”，表明該唐卡裝裱用的絲織品產自江南地區，由“張德南”本人或其織坊采用自家織機織造而成。

　　展覽展出的一尊15世紀的菩薩造像，表情恬靜柔美，藍色高發髻外罩銅鎏金覆缽狀發飾，五葉花形冠繁復華麗，寬項鏈獨具特點。這是薩迦寺造像藝術受到尼泊爾藝術影響的代表作之一。同時，薩迦寺造像更吸收了中原造像的風格與技藝。展品紅漆六字觀音，周身施紅漆，頭戴五葉寶冠，正面雙手于胸前合十施禮敬印，右上手持念珠，左上手持蓮花，具有西藏標準的四臂觀音特征，且帶有明顯中原造像風格。

　　展品明永樂白釉僧帽瓷壺，釉質潔白細膩，瑩潤如玉，永樂白釉有“甜白釉”之稱。這件僧帽瓷壺有后配制的銅內膽，膽口呈多孔花口形，可作插花花器使用。清代持續燒造僧帽壺，僧帽壺在西藏多用于藏傳佛教法事活動，在清代宮廷中卻是重要的陳設器之一。同類器物，體現出不同的文化功用，這也是漢藏文化藝術交流的物證。

　　千年古剎，必有珍藏。薩迦寺的收藏數量之豐，令人嘆為觀止。自11世紀起，西藏與周邊國家及地區的交流日益頻繁，西藏先賢不辭辛勞，遠赴印度與喜馬拉雅地區求法、巡禮佛教圣地；與此同時，印度和尼泊爾的高僧受邀前來西藏傳法，薩迦寺因此匯集了來自喜馬拉雅山地區周圍鄰國的唐卡、造像、法器等各類珍藏。從古樸的勃律造像到璀璨的波羅藝術品，種類繁多。豐富多彩的早期收藏品反映了薩迦寺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友好往來、文化交流的歷史，不僅是藏傳佛教薩迦派影響力廣及喜馬拉雅山兩側的見證，亦體現出薩迦寺藝術發展的開放與包容。

　　百川匯海，和合共生。此次展覽以“萬法歸一”為魂，展現薩迦派在13世紀關鍵歷史節點促進民族融合的卓越貢獻；以“文化與藝術”為脈，呈現薩迦寺千年積淀中兼收并蓄的創造智慧。每一件文物都凝結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碼，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寫下生動注腳。

　　（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