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動畫電影《雪域少年》上映，將世界上迄今演唱篇幅最長的史詩《格薩爾》改編搬上熒幕，讓人們以電影藝術方式了解傳承千年的藏民族英雄故事。《格薩爾》為何被稱為“東方荷馬史詩”？它又如何形塑中華民族文化？它的搶救性保護和傳承發展為世人帶來哪些啟悟？近日，西藏大學原藏學研究所藏族歷史文化研究室主任巴桑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格薩爾》史詩講述了怎樣的故事？它何以被稱為“東方荷馬史詩”？

　　巴桑：這部史詩不僅在西藏家喻戶曉，在青海、四川、云南、甘肅，乃至內蒙古等地都廣為流傳。它主要講述了格薩爾從天界下凡人間，降服妖魔、除暴安良、救扶貧弱、反抗壓迫、造福百姓的英雄故事。從史詩體量看，《荷馬史詩》共24卷，約3萬行詩行。而《格薩爾》史詩共120多部，100多萬行詩行，至少2000萬字，從篇幅看，遠超世界幾大史詩總和。

　　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格薩爾》史詩原始手抄本《格薩爾王傳·化隆分章本》(藏文)和珍貴漢譯資料本《格薩爾傳奇》。巷欠才讓 攝

　　這部史詩代表著藏族民間文化與口頭敘事傳統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古代少數民族社會歷史、民族交往、道德觀念、民風民俗等文化的一部百科全書。

　　《格薩爾》史詩傳承方式屬于“活態”傳承，“活態”傳承的說唱藝人又多為被賦予神秘感的“神授”藝人。這類說唱藝人極為特殊，或大病一場又或是做夢醒來，便能說唱史詩。除了所謂的“神授”藝人，傳承藝人還包括掘藏藝人、圓光藝人、聞知藝人、吟誦藝人等。說唱藝人更多來自如西藏那曲、青海玉樹等牧區。

　　自古代到近代，眾多說唱藝人的出現和傳承，也讓我們了解了《格薩爾》史詩的清晰脈絡。

2023年8月9日，那曲賽馬節上，格薩爾說唱藝人登臺演出。趙朗 攝

　　中新社記者：《格薩爾》史詩如何形塑中華民族文化，其又是如何形塑中華民族精神的？

　　巴桑：個人認為，中華各民族文化間共同點在于維護民族團結、祖國統一的愛國主義思想。《格薩爾》史詩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格薩爾王傳·加嶺傳奇》反復歌頌的漢藏友誼便是愛國主義觀念的一種體現。詩中有不少內容直接唱出了這一主題。如，擠奶姑娘為格薩爾的謀臣穆彎圓夢時唱道：“大臣向宛的帳頂上，有一匹漢綢飄起，那漢地白綢出現在藏地，象征著漢藏兩家的友誼。”

　　整部《格薩爾》史詩的內容雖然有著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烙印，但其主旋律是期望民眾安居樂業，天下安樂祥和。在向其他民族傳播的過程中，《格薩爾》既從這些民族地區吸收了豐富的文化營養，又反向輸送了藏文化的諸多因子。

　　從這個意義上說，《格薩爾》不僅是藏文化的百科全書，也是中華文化的一面多棱鏡。史詩通過格薩爾南北征戰、降服妖魔的故事主線，展現了當時各部落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目的就是造福百姓，最終實現和平安寧的美好愿景。

　　中華民族精神由中華各族兒女共同創造，格薩爾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局部折射。向往和平是格薩爾精神的內核，具有普世性、利他性。也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理念契合。

取材于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的大型原創民族舞劇《英雄格薩爾》演出劇照。安源 攝

　　中新社記者：西藏和平解放以來，中央投入大量資金組織開展大規模民間藝人普查、版本搜集和有關傳說等搶救性保護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樣的成果？

　　巴桑：新中國成立后，《格薩爾》史詩被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六五”“七五”“八五”等規劃重點科研項目。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格薩爾》研究從民族地區走向全國乃至世界，擴大了《格薩爾》史詩的影響力，也改變了中國史詩研究的落后狀況。

　　20世紀80年代，全國《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成立，這一“口傳”文化藝術也從山間、荒野、草原走到歷史舞臺的聚光燈下。

巴桑在做《格薩爾》史詩整理工作。貢嘎來松 攝

　　就西藏大學而言，在1978年(原西藏師范學院)便成立了《格薩爾》文化搶救小組，如今發展成為西藏大學格薩爾研究室。此前一直跟蹤記錄“國寶級”格薩爾說唱藝人扎巴，搶救了扎巴藝人的說唱錄音近1000小時，計25部，至今已出版17部。

　　另一位是斯塔多吉，據說他在8歲的一天夢醒后便能說唱《格薩爾》史詩，已錄制完成了335個小時，出版了兩部斯塔多吉《格薩爾》說唱本。他接受現代教育，在西藏大學完成了大學本科、碩士研究生教育，通藏漢兩種語言文字。他研究總結自己說唱格薩爾的經歷，已成為現代研究型格薩爾傳承人。

　　格薩爾研究室從錄音到影像，長期系統記錄兩位藝人的說唱經歷，這對于學術研究極為有益。

青海省雜多縣第二民族完全小學的學生表演格薩爾史詩說唱藝術。蘇丹 攝

　　中新社記者：口傳文學較易失傳，是什么原因讓《格薩爾》史詩代代傳承且成為如今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更好傳承《格薩爾》史詩？

　　巴桑：《格薩爾》史詩是藏族人民集體創作的杰出英雄史詩，以樸實、通俗易懂的語言，用散韻結合形式記錄下來，民間基礎非常扎實，口傳也是《格薩爾》史詩最初的傳播形式，至今仍存在，這種形式也是《格薩爾》史詩傳播發展的活力和根基。

　　當然我們也必須關注到，現代化、信息化語境變遷，傳統的口傳形式最終是否會消失？曾有不少學者，對于藝人口傳藝能消失做過分析研究，也提出不少對于藝人原生態環境保護的措施，但仍未達成共識。

　　另外，國家在《格薩爾》史詩的搶救性記錄、普查藝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這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史詩的數據化、出版均與這些工作密不可分。

　　2019年3月，含多民族、多語種、三卷30冊約2500萬字的《格薩爾文庫》在北京出版發布。邢利宇 攝

　　《格薩爾》史詩已傳播到世界很多國家，其中不少內容被翻譯成英、俄、德、法、日、尼泊爾等國語言文字。

　　現在也有藝人通過當下流行的網絡直播方式傳播這部史詩，但僅是片段傳播，又局限于語言，但也不失為一種傳播方式。

　　最近改編自《格薩爾》的動畫電影《雪域少年》登上熒幕。這部電影不囿于語言限制，讓史詩從有限范圍走進大眾視野，被更多人關注到。當然，也不只是《格薩爾》，任何優秀文化的傳播，同樣需要創新形式，打破語言壁壘。

　　受訪者簡介：

西藏大學原藏學研究所藏族歷史文化研究室主任巴桑

　　巴桑，西藏大學原藏學研究所藏族歷史文化研究室主任，從事藏族歷史文化與格薩爾史詩研究，先后出版了《吉日珊瑚》、《安定四元》《森瑪馬宗》《斯塔多吉格薩爾專輯》《中華史詩—斯塔多吉格薩爾說唱》等。在《西藏大學學報》等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