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助理研究員到獲得博士學位、再到成為研究員，從西藏基層駐村到西方國家考察，從西藏自治區南亞研究所所長轉崗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邊巴拉姆經歷的這十年是藏族學者逐漸站穩世界藏學研究舞臺中央的十年，也是西藏女性知識分子參與社會事務愈發受到關注的十年。

　　“我不愿意用‘高光’來形容這十年，但事實上不論是學術研究，還是社會事務的參與，我的個人履歷確實非常豐富，我的工作也影響了一些人。”邊巴拉姆說。

　　邊巴拉姆大學選擇的是法律專業，畢業后到自治區法院工作，不久被調入社科院、成為法律學者。1999年，24歲的邊巴拉姆到挪威奧斯陸大學深造，成為上世紀90年代末為數不多有機會赴國外留學的藏族女性。

　　“過去幾十年，藏族女性的地位與以往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邊巴拉姆舉例，她在西藏大學法學院擔任兼職碩士生導師期間，只有2018年招收過兩名男生、其余全部為女生。隨著女性受教育率及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未來將彌補西藏不少行業性別比例的失衡。

2019年，邊巴拉姆(左三)參與成立西藏自治區女知識分子聯合會，并擔任首任會長。受訪者供圖

　　2019年，邊巴拉姆開始擔任西藏自治區南亞研究所所長，同年參與成立西藏自治區女知識分子聯合會，并擔任首任會長。2008年成為自治區政協委員后，邊巴拉姆開始在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方面提交提案；2018年起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后，她將對民族地區女性議題的關注帶至更高平臺。

圖為邊巴拉姆在全國兩會上參加政協小組會。受訪者供圖

　　邊巴拉姆如今回家鄉日喀則的時間少了，但每次回去總能看見巨大變化。“我很好奇怎么村里小孩子都不見了。他們告訴我，孩子們在外地讀書。你會發現，重視教育是西藏發生變化的最重要原因。”

　　近五年的全國兩會，邊巴拉姆都是媒體追逐的對象，她提出的多份提案備受外界關注。尤其是2019年關于加快西藏數字經濟建設的提案內容，與近年“東數西算”工程將雪域高原定位為大數據中心的設計有效吻合。

　　在她看來，當前許多大數據企業落戶西藏，這不僅是因為西部地區資源充裕、成本低廉，還有一方面因素是數字經濟能夠加快建設步伐，把西藏打造成為中國面向南亞開放的重要通道。

　　邊巴拉姆強調，對西藏周邊地區經濟、歷史的研究是藏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西藏自治區社科院南亞所的建設，是近年中國藏學在國際愈發具有話語權的有力佐證。

　　相當長一段時間，藏學研究領域“西風壓倒東風”是中外學界不爭的事實。2013年，還在西藏社科院任助理研究員的邊巴拉姆赴德國漢堡大學交流，一位海外學者語帶炫耀地介紹，他們正從事貝葉經研究，話里話外暗指中國在這方面的學術成果是空白。

　　然而這些西方學者不了解的是，就在同年，西藏自治區社科院貝葉經研究所正式成立。邊巴拉姆說，將近十年過去，中國收集整理的貝葉經數量、種類及研究產出已位列世界前茅。在中央全方位支持藏學研究的背景下，政治、歷史考古、宗教哲學方面的高質量學術著作大批出版，中國藏學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的優勢地位愈發凸顯。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后，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交往交融進一步加大，中央從西藏、新疆選派干部赴其他省份任職交流。邊巴拉姆被派往中國社科院科研局掛職，一年期滿后被續留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工作。

　　“離開西藏卻能更全面、宏觀地了解西藏，這是我沒想到的。在北京，我所能接觸到的學者和信息都是最前端的。平臺不一樣，讓我的事業進一步拓寬。”來京第一年，邊巴拉姆想得最多的是，離開西藏怎樣繼續為西藏服務。

　　她認為，過去研究西藏并從事相關學術工作是“知其然”的階段；現在“跳出西藏看西藏”，從更高層面了解國家為什么要這樣制定治藏方略，如何從更宏觀角度看待西藏長遠發展，是“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