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報》用藏漢兩種文字正式公布《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的全文，并報道了和平談判的經過，向全世界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從此，西藏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并永遠地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羈絆，實現了從黑暗走向光明、從愚昧落后走向文明進步的偉大歷史轉折。

　　這一天，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新中國少數民族教育事業的開篇之作——中央民族學院藏語班于當日隆重開課（此時中央民族學院尚未正式成立）。我有幸作為該班首批30名學員之一，從此開始學習藏語文和藏族文化，繼而從事對藏族學生教學和相關學術研究工作，與西藏和藏族人民結下了深厚情誼。這種珍貴的情誼，甘之如飴，歷久彌新，讓我一輩子都不能忘記。

圖為開斗山在北京家中閱讀《西藏日報》

　　1929年正月，我出生于安徽省桐城縣一個普通農戶，家里本無力供我上學，僅因我讀書好，先是意外地被私塾先生免費收學，后又幸運地被當時的國立小學章校長賞識而破格錄取，我這才有機會讀書。在戰亂中，我勉強讀完中學，適逢桐城解放，我經過培訓后參加革命工作，仍如饑似渴地堅持學習，終于在1950年夏天考取了當時設在蕪湖市的安徽大學中文系。

　　作為農家子弟，我入學后雖然享受著國家的助學金，但在經濟上仍十分窘迫。1950年末的一天，我在校園公告欄里看到一則中央民族學院組建招生的海報，中央民族學院免收學費、免費提供食宿、發放被服及津貼費的優厚條件，對我極具吸引力，便立即報名參選。經過嚴格考核，我終于如愿以償，拿到了由中共華東局教育部頒發的《中央民族學院錄取通知書》，我記得上面還標注有：“學制不定，隨時根據國家需要到邊疆地區工作。”

　　我們報到的地點是北京市國子監，中央民族學院第一批學生只有我們藏語班的30人，大都是在讀大學生，其中有6名女生。創設這個班的最初目標，是通過半年左右的藏語培訓，讓學員們粗通藏語文，配備到進藏部隊中擔任翻譯，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務。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我們這個班，配備了高規格的領導干部和師資力量：國家民委派來了紅軍干部胡佳賓同志擔任學院秘書長，主要負責領導藏語班；班主任由著名的回民支隊政委白振河同志擔任；吳文藻、潘光旦、費孝通、季羨林、于道泉、馬學良、林耀華、李有義、馬約翰等著名專家學者為我們授課。于道泉先生教授藏語，輔導老師是格桑居勉、土登尼瑪、洛桑曲珍三位先生。

　　藏語班的生活條件在當時可謂十分優越，國家免費提供全部被裝鞋襪和生活用品，伙食是縣團級的中灶標準，每月伙食標準15萬5千元（舊幣，下同），另外每人每月還發3萬元的津貼費。我作為貧苦農家子弟，非常珍惜和感恩這種機遇。

　　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一經公布，立即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和歡迎，尤其對我們當天正式開課的藏語班來說，可謂是雙喜臨門。這天晚上，我們藏語班的師生歡欣鼓舞，興高采烈地沿著國子監周圍的雍和宮、北新橋、寬街、交道口、安定門大街游行，熱烈歡慶西藏和平解放。斯情斯景，恍如昨日。

　　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學院開學典禮在國子監小禮堂隆重舉行。藏語班女生黃布凡、李佩杰代表學院教職員工，向出席開學典禮的領導敬獻了鮮花。

　　“十七條協議”簽訂，解放軍把紅旗插到喜馬拉雅，中央決定我們這個班暫不進藏，繼續完成本科學業。

　　藏語班在國子監學習三個月后，搬到北長街的一處院落，白天就在大院里的核桃樹樹蔭下上課，被同學們戲稱為沒有校園、沒有教室、沒有圖書館的“三無大學”。在此期間，有個別同學不太安心學習，胡佳賓同志針對這一苗頭，及時加強思想教育工作。

　　經過一年的基礎藏語學習后，學院安排全班到當時西康省實習，實習隊師生30余人從北京出發，輾轉到康定，再由康定騎馬進入實習地點康定木雅區的貢嘎寺。貢嘎寺坐落在海拔3800多米的貢嘎山半山腰，生活條件極為艱苦，物資供應全靠馬隊從康定運來，每個月往返一次。盡管如此，我們都能克服各種困難，積極樂觀地學習和生活，主動走訪藏族群眾家庭，除了練習口語，還開展了形式多樣的助民勞動活動，宣講黨的民族政策和科普知識，開展文娛體育活動，營造藏漢一家親的良好氛圍。

　　在實習期間，貢嘎山的一草一木和藏族群眾的純樸感情，深深地感染著我們，觸動了我們寫作的靈感和激情，我與好友王堯合寫了《康藏高原的早晨》《夜宿藏民家》《牧場上的愛情》《扎堆老人的心事》等文章，在《中國青年報》、上海《文匯報》等報刊發表。

　　1953年5月，經過近一年的實習和鍛煉，我們滿載而歸，返回北京繼續進行專業學習。1954年夏，我們學完了本科課程，經嚴格考試，全班30名同學都獲得了藏語文專業本科畢業證書，這是新中國高等院校第一次頒發藏語文專業本科畢業文憑，非常值得紀念。全班同學除了2人被抽調到中央部委工作外，28人全部留校，我被分配到預科部，負責教授藏族同學學習漢語，開始了我的教師生涯。

　　與藏族學生結下深厚師生情

　　在教學中，我有意識地多使用漢語講課，盡量要求藏族學生理解和使用漢語，產生了較好的效果。當時缺少漢語培訓教材，我就到魏公村新華書店買了一本蘇聯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頭天晚上我先讀一段原著，并將大意譯成藏文，第二天晚自習時先把要學的內容先用漢語講一遍，訓練學生們的漢語聽力，再用講故事的方法教授漢語，使同學們帶著興趣去學，漢語水平提高較快。由于我所帶班級學生的漢語成績好，引起學院及預科部領導的關注，其他老師只帶一個班，我后來卻帶了兩個班，每周24節課，工作量非常大。我為了不辜負領導的信任，只能以勤補拙，加班加點工作，認真備課和批改作業，工作緊張卻很充實。

　　藏族同學純樸、熱情、善良，對老師特別尊重和虔誠，我在教學過程中，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感情和友誼。1957年初夏，我得了傳染性重感冒，被學校醫院隔離治療。學生們得知我患病，全班到醫院看望我，被于佳祥主任阻攔，于主任和同學們說：開老師得的是傳染病，必須隔離，不能探視。同學們紛紛說：“我們不怕，我們要看開老師”。同學們沒能從門口進入隔離區，就搭起了幾組人梯，踩著肩膀爬上高墻，紛紛跳入隔離院內，女生們也和男生一樣翻墻入院。同學們見我持續高燒、精神不振，女生先哭了，隨后男生們跟著哭起來，我也被感動得熱淚盈眶。這個班的學生年齡不等，個別人甚至還比我年長，隔離室內哭聲一片，個個成了淚人。

　　這些同學畢業回到西藏工作后，仍然十分牽掛我，有的同學每逢新年還專門給我寄來哈達，表達美好的祝愿。藏族同學這種真誠摯樸的情感，讓我永生難忘。

　　我從1954年大學畢業起直到“文革”初期，一直辛勤耕耘在教學一線，其間一共帶過多少藏族同學，已難以統計。可以肯定地說，他們都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在西藏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藏族民間藝術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特色明顯，風趣幽雅，具有較高的文學藝術性。我在教學中鼓勵同學們結合漢語學習，講述各自家鄉的民間故事，師生們教學相長。我從藏族學生那里了解、采擷到許多珍貴的藏族文化寶藏，由我個人或與王堯、莊晶等聯名編譯，以詩歌、故事、散文等體裁陸續投給報刊雜志發表，向內地讀者宣傳豐富多彩的藏族民間文學藝術。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我因為身體原因，逐步離開了教學一線，轉而從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參與編撰了《格薩爾研究》《中國少數民族風情錄》等著作，受聘擔任《中國文學大辭典（少數民族卷）》編委。

　　我們家的“西藏情結”

　　受我的熏陶和影響，我們全家都有濃郁的西藏情結。我愛人吳碧云1974年響應組織號召，積極報名參加國家機關援藏教師團，在西藏最為艱苦的那曲地區工作了兩年，與同事們一起創建了那曲中學，為西藏和那曲地區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受到當地領導和藏族群眾的高度贊譽。1982年，她和黃灝先生共同編纂了《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資料》，是當時國內外第一部全面展現倉央嘉措生平、詩作及其研究、評論文章的集著，引起了熱烈反響。將近40年過去，黃灝先生和吳碧云都已去世多年，但這部書仍不斷被再版和傳播。長子作為國家部委援藏干部，兩次進藏工作，累計達七年之久，他傳承和發揚“老西藏精神”，恪盡職守，圓滿完成援藏任務，先后榮立三等功和二等功。次子作為環保工作者，為了籌建西藏第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多次進藏，努力協調、溝通各方面的積極因素，促成拉薩市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順利建成投產，為發展西藏環保產業、打造國家生態文明高地貢獻了一份力量。

　　我高興地看到，我的孩子們現在都有了自己的藏族兄弟和親密朋友，“藏漢一家親”的理念和行動，在我家會一直傳承下去。

　　70年櫛風沐雨，70年篳路藍縷。參加過1951年5月28日中央民族學院歡慶西藏和平解放游行的存世者現已屈指可數，老叟今年九十有二，有幸見證了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的滄桑巨變和偉大成就，藏族人民當年在新民歌中對翻身解放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現在都已成為現實：北京金山上的金色光芒普照雪域高原，公路、鐵路和飛機航線像無數條圣潔的哈達，把首都北京及祖國內地與西藏緊密地連結起來，西藏各族人民正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康莊大道上……我能在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中，為西藏和藏族人民做了一些有益工作，感到無比欣慰和自豪！

　　當前，西藏正和全國各地一樣，全面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我完全相信，一個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一定會讓世界屋脊更加令人神往、更加燦爛輝煌！

　　祝福西藏！祝福藏族人民！扎西德勒！

　　作者簡介：

　　開斗山，安徽桐城人，1929年1月出生。1951年5月由安徽大學中文系轉入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藏語班學習，成為新中國首批藏語文專業本科生。1954年畢業后留校任教，主要教授藏族同學學習漢語。副教授，199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