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寒塞生和春——伊犁昭蘇圣祐寺遺珍》，一幅幅唐卡、一件件法器漸次呈現。有的色澤明麗、筆觸精微，有的已斑駁漫漶、殘缺不全，還有一些尚未完成，止步于半成品。如同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所寫：“城市不會輕易泄露自己的過去，它被刻在街巷的轉角、窗格的護欄、樓梯的扶手上，留在避雷天線與旗桿的每一道劃痕里，是種種抓撓、鋸銼、刻鑿與撞擊的印記。”這些圖像本身，也正是時間的印記——它們比文字更直接、更立體地帶我們穿越時代與表象，貼近一段真實的歷史。 　　

 
圖為《寒塞生和春——伊犁昭蘇圣祐寺遺珍》封面 

　　由王彥嘉和烏云其米格主編的《寒塞生和春——伊犁昭蘇圣祐寺遺珍》將我們的目光引向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洪納海河畔的圣祐寺。它靜靜矗立，遙遠又親近；形制緊湊，幾經損毀又幾度重建，甚至在動蕩中遺失了匾額。然而它始終是厄魯特營的精神依托，連接著“一個社群與一片宇宙”。通過《寒塞生和春》這份可見的文本，我們得以窺見一種堅守：懷抱理想與意義的人們，如何在有限中抵達精神的歸鄉，如何在匱乏中實現豐盈。 　　

 
圖為圣祐寺大經堂外景 

　　看得見的圣祐寺 

　　圣祐寺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藏傳佛教寺院之一。它初為清廷所建，19世紀曾兩度被毀，今日所見寺院，是在1900年前后由厄魯特營上三旗民眾集資重建的。盡管后來屢遭破壞，其主體建筑依然完整存續，圣祐寺的建筑形制本身即一種視覺敘事：現存八座木構建筑與一座照壁，沿中軸線對稱布局，六角鐘鼓樓精巧玲瓏，大殿高十七米，轉經廊為后世增建。日升月落，歲月流轉，照片中的圣祐寺愈顯莊嚴沉靜。 

　　《寒塞生和春》對圣祐寺文物進行了系統收錄——扎嘎里、唐卡、佛教造像、法器、宗教用具、僧人日常物品等，幾乎被“照單全收，不論年代早晚，不計品相優劣”。這種不加篩選的全面呈現，恰恰還原了信仰在民間生活中的真實樣態：它不僅是精美的藝術，更是被使用、被摩挲、被傳承的日常存在。這些跨越時間的物質圖像，凝固了特定時代的審美、技藝與超越個人的祈愿，也跨越了時間的斷裂，搭建了信眾通往神圣世界的視覺橋梁，將具體而邊緣的厄魯特營社群，與藏傳佛教所構想的宏大宇宙秩序相連，賦予其存在以方位與意義。 

　　正如雷吉斯·德布雷在《圖像的生與死》中所言：“圖像是一種媒介，居于生者與死者、人與神、一個社群與一片宇宙之間，在可見者與駕馭它們的不可見力量之間。”《寒塞生和春》讓我們看見，一個社群如何通過可見的形式，構筑其不可見的精神世界。 　　　　

 
圖為圣祐寺建設籌款紙據 

　　看不見的圣祐寺 

　　“我可以告訴你街道臺階的級數、拱廊弧度的數字、屋頂鋅片的樣式，但這其實什么也沒有說清。構成城市的并非這些，而是她的空間維度與歷史事件之間的關系。”圣祐寺的每一塊磚石、每一件法器背后，都躍動著人類真摯的情感與堅韌的意志。 

　　自16世紀末，衛拉特蒙古（即厄魯特）各部普遍皈依藏傳佛教格魯派，并逐漸形塑出深厚的信仰傳統。當清朝為鞏固邊疆收編部眾、組建厄魯特營時，他們已是虔誠的格魯派信眾。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與準噶爾部的長期征伐，這些曾作為準噶爾部遺民而流散的人們，最終被納入清朝邊防體系，轉型為戍守西北邊疆的厄魯特營官兵。他們不僅見證，更親身參與了清朝治理西北邊陲百余年的風云激蕩。“伊犁厄魯特營在同治三年（1864）到光緒七年（1881），經過戰亂浩劫和沙俄的殖民統治，全營的建制被打散，人口大量流失。伊犁收復后在金順主持下，厄魯特營規復舊制。”數十年的戰亂、遠離故土、長年戍邊，共同的信仰是他們抵御孤獨與艱苦的精神鎧甲，籌建一座屬于自己的寺院，分外迫切。 

　　“19世紀末，伊犁戍邊厄魯特營總兵力僅千余人，按一家五口估算，連同家屬總數應不超過五千，上三旗人口更少。坐落于洪納海溝口的圣祐寺，即由厄魯特營上三旗軍士與家屬捐資所建，其籌款之艱可以想見。”現存圣祐寺的修建耗時十余年，全憑眾人之力——有人捐出牲畜，有人付出勞力，一位無力捐助的老人，在寺前種下十一棵松樹。比起碑刻上“敕建”“御賜”的字樣，這些細微的奉獻，尤顯熱切珍貴。那張記錄普通牧民微薄捐資的清代字據，芬蘭探險家馬達漢筆下住持那間“幾乎無光”的陋室，皆讓靜止的建筑有了體溫。無數個體堅韌的情感投入，匯聚成建造與守護這座寺院的堅強意志，他們艱難完成了自身文化身份的確認。 

　　這令人想起陳慶英先生傾注心力寫就的《帝師八思巴傳》。八思巴的生平在《元史》中僅寥寥數百字，陳先生從藏文文獻的字里行間，重新勾勒出這位高僧兩次往返雪域與中原的生命軌跡。當我們從“帝師”的制度身份移向“八思巴”這個具體的人，歷史便從抽象的記載中復活為鮮活可感的命運。陳先生的學術實踐提醒我們，關注普通視角是必要的歷史補充與校正，我們應珍視無數個體的選擇與堅持。或許歷史研究更珍貴的價值在于，從具體而微的生命痕跡中，抵達對人性與文明更整全的理解。　

 
圖為《寒塞生和春——伊犁昭蘇圣祐寺遺珍》封面
 

　　在看得見與看不見之間抵達 

　　不同于奧德賽歷經十年漂泊重返故鄉，厄魯特軍民通過建造一座固定的寺院，在游牧與流動的生活中實現了精神上的“錨定”，寺院成為他們漂泊心靈的“伊塔卡”。在時間的長河里，個體生命如草原晨露般短暫，但通過參與某種超越個體的精神建構，普通人得以在有限中觸碰無限。 

　　我的理解里，圣祐寺不僅是一座宗教建筑，更是一部厚重的哲學文本。《寒塞生和春》通過對圣祐寺從宏觀建筑到微觀器物的層層揭示，展現了歷史更動人的那一部分。文明的傳承不僅依賴宏偉的紀念碑，更依托無數平凡生命在各自位置上，守護和傳遞那些樸素的，關乎存在意義的情感與價值。 

　　丹珠昂奔先生曾指出，歷史空間的拓展打破了民族、國家與地域的界限，而真正的改變在于內涵——即歷史主體從帝王將相史向人民史的轉變。人民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不見人民的歷史中看見人民、體現人民，才是新學術應有的根本轉向。 

　　通過《寒塞生和春》，我們看見了這種平衡，以及生生不息。（中國西藏網　文/張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