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長期以來，西方語境中對西藏存在諸多歪曲解讀，部分勢力將虛構的“香格里拉”視作西藏的“真實面貌”，把這個后現代烏托邦強加于雪域高原。 

　　清華大學中文系、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沈衛榮曾尖銳指出：“‘香格里拉’是歐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想象和創造出來的一個子虛烏有的烏托邦”，將其與真實西藏綁定，本質是陷入了想象的囚籠，既無視了西藏始終融入中華文明的歷史脈絡，也消解了高原兒女共創中華文化的鮮活實踐。 

　　一件忽必烈贈予八思巴的白海螺，一尊被誤認為乾隆畫像的六世班禪唐卡，一座與珠穆朗瑪峰相望而立的關帝廟……當前，無數學者躬耕于留存珍貴的西藏文物，經掃塵探析，讓這些看似靜默的文物，跳出了“一張標牌講故事”的藩籬，揭開了虛幻的所謂“香格里拉”的真容。 

圖為薩迦寺八思巴殿（2025年9月攝） 攝影：張宇 

　　從“物”到“史”：填補被遺忘的歷史斷章 

　　西藏日喀則，藏傳佛教薩迦派主寺薩迦寺靜靜矗立于雪山環抱之中。自13世紀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和侄子八思巴一行與成吉思汗之孫西涼王闊端舉行“涼州會盟”，奠定西藏歸屬中央政府行政管轄以來，薩迦寺便成為連接青藏高原與中原大地的關鍵樞紐。 

　　這座千年古寺所藏文物浩如煙海，在中華文明史上的價值與敦煌媲美，被譽為“雪域敦煌”。 

　　自今年年初起，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長羅文華多次帶領團隊前往薩迦寺展開文物考察及史料收集工作，而供奉于大經堂木龕內的白海螺令他印象尤為深刻。 

　　在人們看來，它是“一個純宗教的、純圣物般的東西”，但實際上通過研究發現，它原是元世祖忽必烈賜予帝師八思巴的禮物。“這個白海螺有非常強烈的暗示效果，就是皇帝與帝師之間的關系，暗含著前者委托后者治理地方政權的期待。”羅文華講述道。 

　　近日在第二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展覽展示研討會上，羅文華指出，過去研究藏傳佛教文物，主要還是把它當作單純的文物看待，即聚焦于年代、產地、藝術性等物質本體信息，但當前對文物背后的物質文化研究彌補了過去文獻的不足，為解碼文物、修補歷史脫節之處提供了新維度。 

　　收藏于扎什倫布寺的唐卡畫像，長期被當地百姓認為是乾隆皇帝像。羅文華團隊通過對宮廷同類文物的對比發現，畫中人物實為六世班禪。“這個畫像實際是六世班禪在北京圓寂以后，乾隆皇帝把跟他相關的大量文物帶回了扎什倫布寺。”通過宮廷文物和西藏文物之間的關聯性研究，一段關于六世班禪朝覲、禮遇與紀念的歷史斷層被重新接續。 

圖為卡若遺址朱墨彩繪雙體陶罐（翻拍自民族文化宮展覽） 攝影：邊子捷 

　　融合印記：紋理中的中華文明基因 

　　西藏昌都卡若遺址里出土了一只大約距今5000年的陶罐，它造型獨特、紋飾精美、色彩深邃，展現了高原先民極高的彩陶技藝，這便是如今西藏博物館的標識原型——朱墨彩繪雙體陶罐。 

　　“談西藏歷史，一定要從這個彩陶罐談起。你會發現，它的紋飾顯示出和黃河上游彩陶文化之間的聯系。”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所長張長虹以摩崖石刻、石窟、佛塔等佛教考古遺存為切入點，透視藏傳佛教文化融入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 

　　近年，四川大學教授霍巍提出的“高原絲綢之路”學術概念，打破了青藏高原孤立于世的舊認知，更證實藏文化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始終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并以開放姿態吸收其他文明養分，在創造性轉化中形成熠熠生輝、兼容并蓄的獨特面貌。 

　　在拉薩有一尊明確標注“仿印度工藝”的石碑造像，中間刻了一個佛。“但這以后西藏就沒有像這樣的石碑造像了。”經羅文華研究發現，這是由于制作材料、雕刻工藝等并不適應西藏傳統，所以毅然地拋棄了這類（石碑造像），選擇銅造像，主動創造出這種自我創造能力很強的東西。 

　　對此，羅文華進一步闡釋：“在西藏，所謂的全面開放、印度化、南喜馬拉雅化，這個現象是不存在的……在最早的那批文物里，西藏人已經把自己的標簽非常明顯地貼在上面了。” 

　　正因如此，在張長虹看來，對西藏文物的展陳敘事應置于融合性視角展開，“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多元一體的格局中，從地方史、民族史轉向更大視野下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角度”。 

圖為民族文化宮西藏專題展覽區 攝影：邊子捷 

　　見證歷史：西藏文物的時代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讓文物說話，讓歷史說話，讓文化說話。”忽必烈賜予八思巴的綴織錦緞貼盔甲、清順治皇帝賜五世達賴喇嘛金冊和金印、彰顯活佛轉世制度的金瓶……“這些實物本身就是最無可辯駁的歷史見證。”張長虹說。 

　　“每件文物里面都藏了自己的想法。”羅文華認為，聚焦文物的物質文化史，能看到歷史背后的人，以此為媒揭示特定時期的社會認知。比方說，“作為一個帝王、一個統治者，他對于藏傳佛教的理解是什么？他在文化傳播中扮演的是什么樣的角色？”乾隆皇帝的養心殿佛堂陳設融合了滿、蒙古、漢、藏多民族元素，且對這些元素不加區分地使用，體現的正是皇帝家國天下的情懷。 

　　同樣地，文物本身便是澄清謬誤的確證。以早期唐卡為例，羅文華覺察到西方常將其簡單地歸為印度風格的延伸，但仔細觀察后，古西藏畫家在模仿外來樣式時，早已進行了本土化改造，形成了鮮明的西藏風格。他認為，西藏地方政權在面對外來文化元素時，“從來不是機械式地全盤接收，而是不斷改造，讓它不斷適應本土思想……這就是藏傳佛教中國化早期的一個特別明顯的進程”。 

　　近年來，隨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提出與深化，學術界對西藏文物的研究從顯化的文物斷代、藝術分析，轉向對文物背后“人”與“史”的追問。這一轉向，讓更多的西藏文物從歷史深處走來，煥發時代新彩，“它們（西藏文物）帶著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代代相傳，為中國式現代化筑牢了堅實的歷史根基。”張長虹說。（中國西藏網 記者/邊子捷 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