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甘孜巖畫》

　　【編者按】近期，《甘孜巖畫》學術專著出版。該書以全彩色印刷形式將川西高原隱秘千年的史前文明展現給大眾，為近年來巖畫研究領域的突破性成果，書中收錄數百幅高清巖畫圖像，從北至石渠的蒼茫草原，到南至得榮的險峻峽谷，甘孜州全境巖畫的壯麗遺存首次系統性亮相。為此中國西藏網記者專門采訪了該書重要編委之一周行康老師。

　　記者：您是如何對巖畫研究產生興趣的？能夠分享一下觸動您投身這一領域的契機嗎？

　　周行康：我個人跟青藏高原結緣時間非常長，1997第一次進藏，作為一種愛好，這段時間以高海拔攀登為主。從2004年開始，我參與發起一個慈善基金會，面向青藏高原做基層公益，主要工作地區在西藏阿里，十年間我每年有半年的時間是在阿里基層做落地項目，那時候經常下鄉，阿里7個縣37個鄉鎮我基本都跑完了，在關注這個區域的同時，我也對青藏高原的文化和歷史產生了興趣。2006年夏，在阿里地區獅泉河鎮到日土縣的途中，我第一次看到了219國道邊上的“日姆棟”巖畫，面對這些巖畫，我非常想得到一些答案，這些巖畫是什么人畫的？他們是什么時候來到這里？后來又去了哪里？他們有沒有成為現代高原民族的祖先？當時我就立刻去查找一些相關的研究資料，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國內外有關青藏高原史前文化的記錄非常少。同時我也去請教一些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以及國內研究青藏高原巖畫的前輩陳慶英先生、張亞莎老師、張云老師等，他們的鼓勵是讓我日后得以深入研究這一領域的一個契機。

　　這些巖畫還有多少？它們在哪里？或許青藏高原巖畫會給青藏高原史前文化帶來一個新的解讀角度。

　　記者：您是否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甘孜州巖畫的探查情況？

　　周行康：青藏高原巖畫的發現大致是從西到東的一個過程，20世紀90年代開始有學者對阿里地區的巖畫產生了重視，包括那曲在內的廣義羌塘區域。前幾年在青海玉樹州也發現了大量巖畫，甘孜州所在的大橫斷山區，這一區域的巖畫在過去有一些相對零星的發現。

　　甘孜州是大橫斷山脈的核心地帶，2021年我和張亞莎老師去了甘孜州石渠縣，是甘孜州最偏遠的一個縣，更靠近青海一些，我們發現石渠巖畫跟整個青藏高原巖畫是一個大體系，甘孜州巖畫會不會還有更多沒被發現的？雖然甘孜州18個縣，已經有零星的一些記錄了，但還沒有把它作為一個系統的調查研究對象推進起來。

　　2023年在甘孜州文旅局的邀請下，我和張亞莎老師還有其他學者組織了一個比較大的團隊，開始對甘孜州巖畫做正式調查。甘孜州的巖畫一類是石刻類巖畫，一般歸到新石器時代；一類是更加珍貴的涂繪類巖畫，一般歸到舊石器時代。整個青藏高原250多萬平方公里的區域里，能夠確定年代、且能夠系統化深入研究的舊石器巖畫在當時還是空白，這種線索就非常重要。

　　2023年至2024年，我五次前往甘孜州18個縣做了六輪巖畫實地調查，且作為主筆人之一把調查與研究成果展現在《甘孜巖畫》這本書中。在成書過程中，我們還不斷有新的發現，這些都是后話。

 
圖為2021年8月10日，周行康與巖畫學家張亞莎教授(左一)在甘孜州石渠縣阿日扎巖畫調查現場　攝影：丁正男

　　記者：您認為《甘孜巖畫》這本書最大突破是什么？

　　周行康：2023年6月，在海子山管委會巡山團隊提供線索指引下，經過數次實地調查，我們在“海子山-格聶”區域發現了紅顏料涂繪類巖畫群。通過邀請國內考古權威機構來現場采樣、并經實驗室測定，我們確認這批巖畫是距今8000年前的古老創作。目前從世界范圍來看，石刻類巖畫的測年還沒有得到一個有效的解決，青藏高原的石刻類巖畫，一般推斷為距今3000多年，因而這批更久遠的舊石器時代的“海子山-格聶”巖畫就顯得更有意義，而且它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同類風格巖畫中海拔最高的巖畫——位于海拔4721米的高度。

　　其次，我認為甘孜州巖畫是整個青藏高原巖畫的一個縮影。截至2024年年底，我已經實地調查了青藏高原183個巖畫點，包括很多新發現的點。甘孜州中路和北路以石刻類巖畫為主，南路以涂繪類巖畫為主，這和青藏高原地區的巖畫分布非常相似：即中部和北部以石刻類巖畫為主，結合少量涂繪類巖畫，往南大部分為彩色紅顏料的涂繪類巖畫。因此我們推斷：新時器巖畫類人群大部活躍在青藏高原北部、中部；舊石器時代的巖畫類人群主要活躍在青藏高原南部、少部分在西部。這兩類人群在時空上可能并沒有過交集。位于青藏高原東南部的甘孜州是舊石器時代人群上達青藏高原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甘孜巖畫》不僅僅是一本書，它更是甘孜地區人類藝術創作史、文化史的有力見證。

 
圖為2023年6月24日拍攝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聶巖畫群”大環境，遠處為格聶群峰

 
圖為2024年12月27日最新發現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聶巖畫群”旺格溝巖畫采集到舊石器的現場

　　記者：書中涉及的巖畫是如何被發現的？

　　周行康：大部分的巖畫線索是當地人提供的，他們會發現和做簡單記錄，但不屬于正式調查。有時候大家可能也不確定這些到底是什么，我會拿著巖畫資料照片一一詢問。還有一部分巖畫是我獨立發現的，在跑了很多巖畫點之后就有經驗總結，不管是石刻類巖畫還是涂繪類巖畫，我認為絕大多數巖畫點的最初選址和狩獵有關，少數與居住有關，古人在巖石上刻、畫下動物圖案做標記，以提醒族人這里有獵物出現，或是祈禱獵物再次出現，也有一些可能是不同部族狩獵范圍的界定標記。大部分青藏高原巖畫的選址即為狩獵場，因此通過觀察山體朝向、山體與濕地山谷的關系、巖畫點之間的大概距離去判斷可能存在的巖畫點。

 
圖為2023年6月22日拍攝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聶巖畫群”環境

 
圖為2023年7月8日，周行康與南京師范大學測年專家邵慶豐教授(右一)、海管會孫康壽主任(左一)在巖畫測年采樣現場

　　記者：甘孜巖畫的風格反映了怎樣的史前交流？

　　周行康：甘孜州石刻類巖畫與青藏高原其它地區巖畫的共性非常強，甘孜州石刻巖畫內容以大角鹿、巖羊等野生動物為主，野牦牛不太多，均為古人的獵物；青藏高原中西部亦是如此，只不過大角鹿比較少，野牦牛占比最高；高原各地的巖畫，有時候會出現狼等對古人類有危害的動物。甘孜州的石刻巖畫有個新特點，從甘孜州丹巴縣往道孚縣至德格縣，有一些新的抽象符號延續出現，這些符號已經脫離了狩獵的生存需求，我們初步判斷可能與青藏高原的早期宗教及民間信仰相關，這種符號并不是普遍出現的，經過對比發現它與玉樹方向有一定的關聯。從巖畫的角度來講，它表明甘孜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地方。

　　甘孜南路的涂繪類巖畫也揭示出兩個現象：一是舊石器人群在青藏高原消失的時間非常晚；二是從巖畫分布來推斷，這群人是從低海拔地區遷徙上來的，這意味著甘孜地區人類交流活動可追溯到史前的舊石器時代。

　　巖畫也體現著隔代傳承的特點，歷史上不同時代的人群會在同一塊巖石上留下不同的畫記，在浩渺的歷史長河中實現著跨時空交流。從中可以推斷，石刻類巖畫也是青藏高原石刻藝術的源頭。

 
圖為2023年6月24日拍攝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聶巖畫群”海1巖畫中獨特的野豬、人物、爪印圖像 

　　記者：您認為巖畫研究對當代社會的啟示是什么？

　　周行康：我們現在看到的巖畫，有很大一部分原始刻畫動機是記錄野生動物，比如高頻出現的野牦牛、巖羊、大角鹿等，還有一些能傷害到古人的猛獸如狼、雪豹、野豬，古人要搞明白他們的食物在哪里，傷害他們的動物在哪里，才能在這個區域繁衍生息。海子山是青藏高原目前最完整的冰川遺址，有1145個冰川形成的小湖泊，所以叫它海子山。因為太高、太荒，現在的老百姓只利用其中少部分區域為夏季牧場，其他則只有采蟲草的季節才上去。而在海子山這片高海拔臺地荒原上，古人類卻是廣泛生存的。從海子山現存的洞穴巖畫、巖棚巖畫來看，古人是定居在這個區域的。古人對環境的適應性和把控性超出我們預期，這是否啟示我們現代人類也要思考人與環境的關系？要保護好自然生態，把握好人類繁衍生存需求與向環境索取之間的關系。

 
圖為2023年6月22日拍攝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聶巖畫群”阿莎貢嘎巖畫周邊環境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青藏高原的巖畫情況。

　　周行康：西藏7地市里，阿里地區的巖畫得到比較早的發現與重視，20世紀90年代考古學家在做其他考古項目時發現了這個現象并進行了一定的研究，然后是包括那曲在內的廣義羌塘地區。青海玉樹州的巖畫在十年前開始得到比較多的重視，主要是本地的藏族同志在認真地調查研究。最近三、四年，甘孜州的巖畫在當地政府重視、專家學者的參與下進入上升趨勢，甘孜州涂繪類巖畫的測年工作是走在青藏高原巖畫研究前列的。目前看青藏高原西、中、東三個重要點位已具備規模和形態。

　　在西藏除阿里、那曲外也都有零星的發現，我以個人的身份也做過一定的調查。拉薩市、日喀則市、山南市的環境難度相對較小。難度大的是昌都市和林芝市，高山深谷的地理地貌不便于去尋找，會發現得慢一些。

　　青海的海西州和環青海湖，有少量的巖畫發現，我也去做過現場調查。環柴達木盆地區域近幾年做得不錯，當地團隊做了一次比較好的發現。果洛州這兩年也有新發現，我正在協助當地做相關探索，但是數量非常少，應該與巖畫人群的分布有關，很可能巖畫人群在古代經過果洛這邊相對少一些。

　　云南金沙江流域巖畫和海子山巖畫應該是一個系統的，均屬于舊石器風格，但海拔低很多，相關發現也做得不錯。

　　四川阿壩州的巖畫目前公開的信息比較少，雖然我還沒去調查過，但我相信是有的，需要找一個突破點去尋找。甘肅的高原區域目前也是類似情況。

　　另外，我相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下轄的青藏高原部分，即昆侖山脈中段兩側，也應該存在著一定的石刻類巖畫，有待進一步發現。

　　記者：您認為巖畫研究未來發展的方向是什么？人工智能是否改變這一領域？

　　周行康：巖畫研究首先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測年。涂繪類巖畫現在已經可以測年了，但是石刻類巖畫不能直接在巖石上獲得有效采樣，突破石刻類巖畫測年的技術瓶頸就顯得很重要。

　　我認為巖畫研究跟整個人類學研究各學科都是相關的，要和其他學科融合。比如，根據青藏高原牦牛馴化、擴散的時間，來推斷巖畫人群收縮范圍的時間；如果能在巖畫現場找到匹配的古人類DNA材料，那么不僅能夠測出巖畫的年代，還能測出巖畫人群的人種，這將是很重要的突破。

　　青藏高原巖畫研究領域最急缺的是基礎數據庫，如果能夠把大家采集的數據放到一個數據庫里，包括但不僅限于GPS點、周邊水系、巖畫照片等，那樣的話，人工智能就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有些圖形有相似之處，有些刻痕有相似之處，但可能距離特別遠，關聯之后可以啟發我們去更多的思考研究。

　　記者：回顧整個過程，您最想分享的感悟是什么？

　　周行康：巖畫是人類文化史的“活檔案”，是人類藝術與文明的重要載體，其調查與研究具有多維度重要意義。青藏高原巖畫廣泛存在于交通比較困難，自然環境比較艱苦的地方，它需要當地群眾和游客更好去認識它、珍惜它、保護它；需要更多領域的專家學者攜手探查與研究，亦需要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的共同推進與支持。在這里我要特別感謝當地給予的支持，感謝協助我們做一線調查的所有朋友們，沒有你們，就沒有《甘孜巖畫》這本書的順利出版。（中國西藏網 記者/趙佳 鄒慧 姚浩然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圖為2023年6月22日拍攝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聶巖畫群”阿莎貢嘎巖畫上的巖羊圖像

 
圖為2023年6月22日拍攝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聶巖畫群”阿莎貢嘎巖畫上美麗的大角鹿圖像

 
圖為2023年6月22日拍攝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聶巖畫群”阿莎貢嘎巖畫上美麗的大角鹿圖像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