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王川，四川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入選者，教育部歷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兼任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古都學會副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西南地區經濟社會史，尤其是西藏歷史。此文原載于《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發布時有刪減。

圖為王川2008年7月在拉薩考察　王川供圖

　　筆者：從您的論文及著作中可以發現，您一直深耕于西藏及康藏地區的經濟社會史，為何會選擇這個領域進行研究呢？

　　王川：隨著我最先在屬于康藏地區的昌都地區、四川甘孜地區進行了多次田野調查，我對于藏族歷史文化，尤其是藏漢民族關系史的了解，在研究中逐漸加深。當時許多老師輩學者也多次對我強調，與西藏自治區的“衛藏”研究相比，“康藏”“安多”等邊緣涉藏地區的研究相對薄弱。于是，我逐漸將自己藏族歷史文化研究的重點，確定在藏漢民族關系史、近現代康藏地區社會史（也就是四川及其周邊地區的經濟社會史）領域。

　　在這種情況下，我完成了《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近代西康地區社會研究》《川康近代社會略論稿》等專著，實際上是我研究這個問題相關論文的論文集。前兩本書，非常榮幸地得到了李紹明先生的賜序，令我深受鼓舞，加強了我繼續求知于藏學的信心。

　　筆者：作為研究西藏歷史文化的學者，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您的具體研究情況？

　　王川：我對于西藏及康藏地區經濟社會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第一方面為近現代川康地區民族史，“川康”即川康地區，介于四川省腹地與西藏之間，是清代后期起對四川西部藏族地區的稱呼，亦是近代以來西南一地的習見語。這一地區因涵蓋了藏族傳統地理概念中的“康”的大部分地區，且處于鄰近四川省的康區部分，故而被稱為“川邊”。康區因緊鄰四川、云南，成為歷代中央王朝與西藏地方交流溝通的主要孔道，對于西藏與內地的聯系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第二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對國民中央政府駐藏辦事處的相關探討。回顧百余年近代史，處理好民族關系，加強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總結邊疆治理的歷史經驗，一直是理論界討論的熱點話題，更是學術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而國民中央政府駐藏辦事處在藏的設立及工作，既反映了國民中央政府對西藏的主權，同時加強了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我主持的國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的9個項目，其背后邏輯大致圍繞藏漢民族關系史進行的某一專項研究。我承擔的4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的基地項目，總結歸納其背后的研究邏輯之一，就是藏漢民族關系史。

　　筆者：您自2006年以來先后出版了《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西康地區近代社會研究》和《川康近代社會略論稿》三部有關近代西藏及康藏地區社會史的著作。能否詳細談一談這三本書的具體緣起、脈絡與關系？

　　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出版于2006年，以我在四川大學的博士后報告《近代西藏昌都社會研究》為基礎修訂完成。根據我在昌都地區的兩次社會調查，結合昌都地區檔案館所藏檔案、口碑史料的進一步研究，該書以昌都地區為研究的地域范圍，確定1840——1949年為研究的時間范圍，以綜述為引，從政治、經濟、文化與宗教三個方面來研究昌都地區的社會歷史發展。

　　《西康地區近代社會研究》成書于2009年，可以說是《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一書的姊妹篇。這本書從中國近代社會史、區域研究的宏觀視角出發，基于對該地區的多次社會調查，通過剖析影響近代西康社會關系的各種因素，論證西藏地區、西康地區與祖國在民族、文化等多各層面的緊密聯系。

　　《川康近代社會略論稿》一書于2022年出版，實際上是對我近年來川康近代史研究的一個小結。本書分為政治聯系、社會文化、經濟交往等3篇，合計11章。“政治聯系篇”以川康間的政治紛爭、西康建省、川康地區宗教與政治的關系等近代川康地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例為綱，梳理近代川康政治的演變態勢；“社會文化篇”概括了這一地區的民間信仰，并分析其對維系社會秩序、傳承文化傳統、豐富精神生活、參與社會教化等方面產生的作用；“經濟交往篇”由西康地區的農業改進與成效，以及川藏茶馬古道的產生、文化價值、沿線經濟社會發展等內容構成，著重論述川康地區的農業發展狀況以及川藏茶馬古道的重要歷史意義。

　　這三冊書的研究對象由點到面，是我在川康地區近代史研究不同階段的呈現。其研究方法是一脈相承的，即以區域史研究為出發點，從中國近代社會史、區域研究的宏觀視角出發，在多年來對我國涉藏地區社會調查的基礎上，以歷史學、民族學（含藏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綜合研究方法，將檔案文獻與實地考察相結合、文字材料與口述史料相印證、多種文獻史料互證，以該區域的重大歷史事例為綱，從政治、文化、經濟等層面，探討近代西藏社會關系的演變。

圖為《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一書封面 王川供圖

　　筆者：從您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您對西藏及康藏地區研究重視跨學科思維方法的應用，能否談一談跨學科思維在藏學（藏族史學）研究中的意義？

　　王川：其一，注重歷史活動中“人”的因素及其作用，注重社會史的研究理論與方法。“見物”與“見人”相結合，“見物”更要“見人”，是我二十余年的研究中一直堅持、奉行的理念。注重“人”，包括歷史人物、社團、群體、一般民眾，是我研究西藏歷史文化的重要出發點。

　　其二，注重“多重證據法”。即歷史記錄的原始文獻與實地考察的互證、文獻與文物的互證、文字材料與口述史料的互證、多種文獻史料互證等，是我在研究之中一直努力履行的方法。

　　其三，受“歷史人類學”的一些理論與方法的影響，看重田野調研，綜合運用這一學科，以及社會學、文化學等理論與方法。我的學術隨筆《拉薩河畔60日——拉薩河流域的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便是這些田野感悟的一次呈現。類似的表達，還有多篇隨筆文章。（中國西藏網 文/姜凌志 袁昌旭）